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无法在谈论法西斯主义时绕开正在加诸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暴行。谈到巴勒斯坦，就是在谈论“全球权力”，巴勒斯坦不仅仅是一处被占领的“舞台”，它是“肢解”逻辑的原型。

肢解一个民族，就是将其从确认自身存在的象征性秩序中剥离出来，剥夺他们自我命名、自我铭记和自我想象的权利。而以色列的计划正是建立在这种形而上的暴力之上，其企图不仅在于占领地理空间，更在于抹除存在本体。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对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宣传，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体现

以色列宣称“没有巴勒斯坦人，只有居民”，把公共记忆视为麻烦并试图加以排除。他们知道一旦在公众记忆中抹去了巴勒斯坦的名字，也就抹去了巴勒斯坦未来的可能性。它试图通过在领土层面将巴勒斯坦土地肢解、在历史层面抹消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在认知与舆论层面操控公共叙事，把“占领”改写为所谓的“冲突”，以彻底抹杀巴勒斯坦的存在。

巴勒斯坦还揭示了另一个对我们分析至关重要的东西，它展示了掌握权力的垄断者如何用语言垄断“道德”本身。他们从“施暴者”的角度，而不是以“受害者”的苦难来界定暴力；他们以“命名者”的身份，而不是以“承受者”的经历界定恐怖。通过这种方式，帝国主义不仅控制边界，也控制“正义”的含义。

巴勒斯坦是一面镜子，全球南方从中照见了剥夺自身权利的结构。正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世界看清了一个体系为了维护其种族化秩序，可以走到何等极端的程度。也正因如此，纳尔逊·曼德拉总统才会说：如果没有巴勒斯坦的解放，南非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

法西斯主义并未死亡，它只是变得更加高效。现在的法西斯主义会为世界创造一致预期，让人们相信不平等是自然的，让人们认为贫困是应得的代价；它把市场奉为“秩序之神”，人的肉体不再被囚禁，而是用负债压垮人民；它不再审查思想，而是通过分散注意力，让人们无心从海量信息中获得有效信息，并让少数人垄断解释权。

超越中东事务，我们会发现当今的法西斯主义已经完成了数字化。这种法西斯主义构建了“看不见的集中营”。在代码与契约中注入暴力控制的要素；在语言领域，它剥夺非洲语言的弹性，为了外国听众而重写这些语言。它声称自己在“纠正”，实则充当“语言警察”。这是抹除知识的最新前沿，也是算法领域的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治理模式通过评级、债务、制裁和结构性改革来规训国家。它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强加依附关系；统治被表述为“合作”，不平等被包装为“效率”。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完美形态：无需公开入侵就能实现控制；不必喧嚣作响就能抹杀存在。

如果说霸权主义治理模式通过“肢解”来统治，那么发展型治理模式则通过团结实现重组。1955年在万隆，亚非领导人宣告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万隆不仅是一场会议，更是一次道义宣言。它申明自由绝非施舍，文明也非西方专属财产。

团结不是情绪，而是一种组织结构。它强调：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国家被殖民，没有国家能得到真正自由；正如只要任何一条肢体仍处于被割裂状态，人类整体就不可能完整。

如今，万隆精神在全球南方的倡议中仍能寻得回响。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共同繁荣，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全球文明倡议颂扬文化多样性，全球治理倡议呼吁建立彰显公平而非强权的国际机构。

万隆会议的影响依旧深远

这些倡议拒绝单极霸权的傲慢，它们所勾勒出的那个“道德景观”，正是最早在万隆绘制出的那张图景。这就是发展型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的体现。它认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必须成为具有道德和沟通能力的主体，不仅要在制度层面，更要在个人层面重塑自身存在意义。在后殖民世界，存在大量缺乏主权的国家和缺乏实权的政府。发展型治理模式已经认识到这一断层，并致力于重塑民众的声音，以恢复人民的自主性。

全球南方的危机不仅局限于经济危机，同时也是“认识论危机”和“传播危机”。我们不仅可能被军队征服，也可能被叙事征服。因此，我的论点是：我们的语言必须在代码、语料库、学术期刊以及课堂中得到捍卫；我们的主权需要在语言中、程序代码中和叙述中得以体现。

在此，我们必须回顾塑造我们斗争的思想传承谱系。弗朗茨·法农认为，去殖民化是对殖民主义逻辑的彻底解构。萨米尔·阿明坚持认为，处于边缘的国家不可能在本就旨在让它们屈从的结构中实现发展。阿奇·马费耶提醒我们，人类学本身也成了对抗我们人民的武器。发展型治理模式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学术传统。它强调，国家必须成为公共价值的积极塑造者，而非外来教条的被动执行者。国家必须引导市场，动员社会，并重建殖民主义试图抹除的知识体系。

发展型国家必须转化为一种“先倾听、后引导”的教育型国家。沟通是这种模式的核心所在：只有在让人听得明白、看得懂之后，权力才谈得上公正；只有在人们真正愿意倾听之后，权威才称得上有道德；只有在重新组织化之后，我们才能把“苟且求生”转化为“主动行动”，把记忆升华为运动与实践，使人的尊严重新回到政治的中心位置。

霸权主义治理模式是法西斯主义在道德维度上的延续；而发展型治理模式，则是在以团结与解放为旨归的前提下，对一切曾被法西斯主义肢解、分割之物的重新缝合与重建。让我们携手前行，高举团结的旗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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