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军方仍有合作机会

王文：有意思。你提到实际上中美两国军队之间的合作依然可能。正如你所说，我们需要对话。事实上，过去两国在索马里反海盗行动中就需要合作。今天我们也仍有很多共同任务需要完成以维系合作。所以我认为，中美两军持续开展对话，正如你所强调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除传统军事威胁外，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日益凸显。我的下一个问题是：美军应当如何把这些因素纳入其总体战略规划与风险评估？当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在这些领域是否存在较多合作空间？

马伟宁：在未来当然有。我提到的两点之一是人工智能的使用，我认为这无疑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正如我们在俄乌冲突中所见，无人机的使用以及人工智能潜在的规模化应用，尽管目前为止程度不高，但确实可能改变战场上局势升级的速度。我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有共同利益确保由我们来掌控任何危机或冲突的升级节奏，而不是让计算机或外部机构替我们做出这些决定。因此，理解相关术语、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以及双方将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绝对是可以在不影响各自国家安全（无论是中国的安全还是美国的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合作与讨论的内容。

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我认为将有助于全球稳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然是我们如何管理当下世界正在发生的各类危机。希望中东的局势如今已经相当程度地趋于平静。和平方案我想很快就会签署，双方已经予以通过，这有助于局势缓和。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方式共同努力，停止在乌克兰的纷争，并以和平方式解决，让局势回到战前状态，那么我认为这也是中美双方都可以在军事层面、但同时也在外交与经济层面运用各自影响力与杠杆去促成的事情。在这些可以为稳定而合作的领域里，我们能够为双边关系搭建一个个小的积木，再在此基础上扩展到两国之间更大的合作。

王文：我完全同意。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稳定的国际体系，避免军事冲突与风险；另一方面，也要有效管控危机、防止误判。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展望未来五到十年，哪些国家安全威胁最令你警惕、甚至夜不能寐？你认为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马伟宁：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很难只挑一个，因为挑战很多。

当然，我们正在等待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我们预计它们会更关注对美国本土的挑战，而我认为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低估了。维持稳定，以及维持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类侵略行为实施威慑的能力，不论其来自何方，这才是最大的挑战。坦率说，我认为最具潜在破坏性的因素之一是常规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这类远程武器，因为它们可能带来不稳定，并提高不必要升级的概率。

我认为俄罗斯持续的侵扰行为也值得关注。我们姑且称之为“灰色地带”，尽管我其实并不喜欢这个术语。针对北约盟友的此类举动，确实有可能将美国及我们的盟友伙伴拖入欧洲更广泛的冲突，这当然是我们高度关切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确保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与战争能够尽快并且稳定地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它不会外溢扩大。

今年8月，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泽连斯基 纽约时报

老实说，我不认为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可能发起冲突。我对此持相当乐观的看法。长期来看，也许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就菲律宾以及南海的一些问题而言，我不认为那会演变成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重大冲突。显然，该地区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我们两国在其中存在分歧，台湾问题尤为突出，但东海和南海的其他矛盾也需要通过保持对话来加以管控，确保不发生升级。

总体而言，我会说对本土的挑战是重点。其后是在欧洲因俄罗斯威胁引发的冲突风险，以及中东地区的普遍不稳定。尽管我希望，从现在起那里的局势能够稍微平静一些。如果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伊朗政权的其他代理人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制造那么多混乱与分裂，而以色列和美国正在推动和平，我认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该地区“降温”。

未来太空资产会愈发重要，但仍很难保护与防御

王文：是的，很有意思。你提到当今世界发生了这么多冲突：乌克兰、阿富汗，甚至南苏丹、也门、索马里、印度、巴基斯坦，有这么多战争。但我更关心的是，美国有哪些新的准则来阻止或预防更多战争的发生。有些人可能会批评美军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甚至特朗普总统也常常自夸他阻止了六七场战争，但却与诺贝尔和平奖失之交臂，他或许因此有些恼火之类的。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如今会发生这么多战争——也就是在过去两三年里比以往更多？美国军队如今的行动“新规则”是什么？

马伟宁：我认为，如果我们从全球来看，世界上总是会存在某种形式的战争或冲突。显而易见，欧洲的这场战争（俄乌冲突）是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场重大战争。至于中东和非洲，情况各异；而令人庆幸的是，亚洲和东南亚似乎总体比较平静。

那些地区过去也出现过一些小规模战争和叛乱等，如今看起来相对安静。南美总体上也比较平静稳定，并更多地诉诸外交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基于这些，我不太同意“过去两年比过去十年或二十年冲突更多”的这种概括。毫无疑问，媒体的兴起以及普通民众将信息上传网络、让数百万乃至数十亿人看到的能力，使全世界产生了一种“到处都在发生事情、必然是不安全时期”的印象。

但我不认为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一定比其他时期更不安全。美军将继续支持和保卫美国政府以及我们的盟友与伙伴，并持续为全球的稳定、安全与和平而努力。当然，我们必须具备威慑战争的能力，并在必要时具备制止战争的能力。

2021年8月美军在混乱中撤离阿富汗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保持强势（aggressive）——或许“强势”不是最恰当的词，“积极介入”（actively engaged）更合适。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积极互动，同时也与那些可能挑战我们盟友、伙伴或战略利益的行为体进行博弈。

因此，即便我们在调整关注重点，同时让欧洲盟友、以及日本和韩国在自身防务与集体防务上承担更积极的角色，我认为美国仍将是一个领先的伙伴，并提供目前只有美国能够提供的那些能力。这大致就是我对未来数年美军在全球参与态势的看法——会持续下去。

王文：是的。不过观察这些战争，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正在被以新的方式应用，对吧？人工智能并非自主系统。而你也提到，高超音速武器与空间技术正在重塑战争的本质。那么我的问题是，你认为从这些重要的现代战争中，美军汲取了哪些新的教训与经验？

马伟宁：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人都在关注无人飞行器领域的极其快速的变化，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中。乌克兰人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基本上依靠无人机、导弹等手段，摧毁了俄罗斯海军的作战能力。

技术不断迭代，出现了某种新型无人机，我们就找到对策；随后俄方部署不同类型的无人机，乌方再对其进行反制；接着乌方又提出新的方法，俄方再进行应对。技术变化的速度让西方大开眼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一些非传统的军工装备制造商开始聚焦：我们能做哪些软件层面的改进？如何实现快速、敏捷的技术迭代？又如何把这些纳入一个通常并不以快速响应著称的官僚体系？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太空的变化。正如你提到的，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第一枪”实际上是在太空打响的，战争最初的攻击发生在太空领域。随着空间交会与抵近技术（rendezvous and proximity operation，RPO）愈发增多，随着卫星更频繁地采取更为主动的姿态、改变其姿态与机动方式；随着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先进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太空相关能力会变得愈发重要。但目前这些能力仍然相当脆弱，因此我认为它极有可能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幸运也不幸的是，我们从未在太空进行过一场主动的动能战争（Kinetic war），但我们确实经历了软件战争（software war）。如果把整个太空架构（包括地面站）都纳入进来，其实太空领域已经发生过战争。

2020年5月16日，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军方官员授予的太空部队旗帜 ABC

因此，随着中国在军用与民用两方面的追赶，我们需要非常密切地加以关注，比如国网、G-16，以及所有这些项目。中国将会发射更多卫星。美国这边，马斯克先生、贝索斯先生以及美国政府也会发射更多卫星。太空资产会愈发重要，但仍很难保护与防御。

我们希望确保太空保持对全世界可用、自由、开放，不要因为太空中奇特的物理与几何特性而成为牺牲品。我们希望任何在外层空间发生的冲突都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至于对未来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综上，当我们把俄乌视作一个“微观样本”来观察时，我们正在看到并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未来再爆发一场重大冲突，那么在五到十年后，它会如何展开？会带来哪些重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