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随着九三阅兵以及福建舰电磁弹射试飞成功，中国在军事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也引发了外界担忧：一个军事实力大增的中国，会如何行事？在中美竞争已经白热化的阶段，双方会不会产生军事上的误判？

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全球领导力学院共同承办的国际战略学术交流活动“明德战略对话（2025）”即将于10月13日-17日召开。

10月11日，王文与受邀嘉宾之一、美国空军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宁（Brendan S. Mulvaney）进行对话，探讨中国九三阅兵、中美军方合作、太空军事竞争等议题。以下为对话实录：

【对话/王文、马伟宁】

王文：大家好，欢迎来到“明德战略对话”。我是王文。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的老朋友马伟宁博士（Dr. Brendan Mulvaney）。他是我将近20年的朋友了。他的中文名字非常棒——马伟宁，寓意着“伟大、和平”。他曾是美国空军的高级军官，也是美国军界少数能够讲一口流利中文、并且对中国发展有着非常深入理解的知名专家之一。

他原本已经答应参加2025年的“明德战略对话”，但很遗憾，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没办法来中国。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件憾事。不过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伟宁，因为我知道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中国了，对吗？那就先和我们谈谈原因吧。如果你有机会再来中国，你最想观察和了解的会是什么？

马伟宁：首先，非常感谢您的邀请。我们本来离成行已经非常近了，但美国政府停摆把计划彻底打乱了。不过我仍然很高兴能有这次交流的机会。上一次我到中国是在2019年11月，当时去了北京和上海，不仅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还参加了几场学术活动和研讨会。

遗憾的是，到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正如你所知道的，如果人不在现场，就会对真实的情况失去感知，只能依赖媒体的信息。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媒体，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议程。所以，到实地了解真实情况才是最重要的。我原本特别希望这次行程能让我看看上海以及周边一些城市，了解经济发展状况，看看人工智能和技术的进展——这是中国过去10年、20年来投入巨大的关键领域，也想亲眼看看自我上次来访后的六年间，这些方面发生了多大变化。这就是我最期待通过这次访问获得的东西。

中美军方不必意见一致，但必须理解对方在想什么

王文：我同意你的看法。如今的中美关系确实令人遗憾，让我们这样的老朋友无法再见面。但我仍然非常有信心，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

我还记得十多年前，我邀请你与空军大校戴旭教授进行了一场对话。我们还把你们的两场对话整理成了一本书。我认为那本书非常有意义，因为那可能是中美军方、军官之间最后一次出版成书的对话。那本书在中国还成了畅销书。

所以我想问你，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尤其是两国军事关系，你怎么看？

马伟宁：我现在书架上还摆着那本书。当时参与那一系列讨论和对话的经历非常宝贵。

观察两国军事关系的起伏变化非常有意思。我刚到中国之前（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军事关系通常是最先被切断、也是最后才恢复的。到了2000年代初期，这个情况发生了逆转，军事对话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基础。

但很遗憾，自新冠疫情以来，这一基础并没有真正恢复。这非常可惜，因为我认为军方之间的对话——自由、开放、坦诚的交流——至关重要。我们不需要意见一致，也不需要看问题的角度相同，但我们必须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注意到在过去六到八个月里，这方面有了一些变化，开始出现一些恢复的迹象。我希望这些努力能重新建立起双方的关系，因为它们对沟通、相互理解、以及形成对彼此认知的共识都极为重要。我们当然会有分歧，也会有冲突点，但只要能够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就有机会避免危机和误判，而这对于管理大国关系来说至关重要。

王文：你提到的“分歧”和“潜在冲突”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也同样关心。不过从长期来看，我依然有信心，中美关系终将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但眼下，正如你所说，看起来确实存在冲突的可能性。所以我想请教你的看法：在你看来，中美关系的“最坏情况”是什么？因为在中国的互联网舆论场上，许多网民都担心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吗？

马伟宁：我和很多美国领导人谈过这个问题。战争当然是有可能的，这确实是一个不幸的现实，但它完全可以避免。

我总是向人们推荐现在的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陆克文（Kevin Rudd）写的那本《可避免的战争》（The Avoidable War），因为中美之间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走向战争。我认为这对两国、对本地区乃至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陆克文和他的书《可避免的战争》

是的，最坏的情况当然是爆发某种重大的武装冲突，而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同时，也有很多途径可以避免这种结果，并通过某种形式的共识来避免冲突。这正是我们都应该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话和交流——哪怕只是为了理解对方在想什么。

王文：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陆克文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多次来过我们研究院。他的那本书的确是一本非常典型的著作。

但另一方面，正如你说的，我们不仅要保持对话，也要进行实地观察。这也是我想邀请你来中国进行深入观察的原因。

那么就关于观察的问题，你作为一名资深的美国军方官员和中国问题专家，长期以来都在关注中国。我想问，你有没有关注2025年10月北京的阅兵？你对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发展有何看法？

马伟宁：是的，我们当然非常关注这次阅兵。我的研究机构的重点领域之一就是中国的航空航天能力，所以这次阅兵自然是我们重点分析的对象之一。

我认为这次阅兵充分展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程度，也为中国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展示解放军的先进性以及近年来的巨大变化提供了良好机会。回到上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大家都很清楚，解放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有现代化的规划，但尚未真正实现现代化；有追赶的目标，但与领先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

1999年国庆阅兵，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路透社

这次阅兵展示了过去这些年投入带来的成果，尤其是对人的投资——从江泽民时代末期，到胡锦涛时期，再到如今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人才、工程师和科学家上的投入，以及通过“军民融合”将这些资源注入解放军的努力，都在这次阅兵中得以体现。从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领先地位，到对空中、水面、水下无人系统的大规模投入，再到太空与信息支援力量、新的信息支援部队，以及网络与航天力量等，都得到了全面展示。尤其是首次公开展示的“三位一体”核力量，更凸显出中国追赶速度之快，远超许多人此前的预期。

王文：你刚才谈到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中国近年来的进步非常快；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与美国军力相比我们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所以我接下来要问一个可能有些敏感的问题：如果你有机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师，你会建议解放军在哪些方面向美军学习？反过来，如果你是美军的老师，又会认为美军在哪些方面可以借鉴解放军的经验？也就是说，从双方的角度看，你怎么看待彼此可以学习的地方？

马伟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也确实经常在想，如果我是中国的领导人，我会怎么思考、如何处理问题。

如果让我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传授经验，我认为有一些迹象表明解放军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改变思维方式和组织文化。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动向。在美国，这种理念叫“任务指挥”（mission command），核心思想是建设士官队伍、培养初级军官，并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与自主性。

阅兵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硬件与技术，但阅兵无法展示的是：你的人才是否成长了？他们是否受过良好训练？你是否对人进行了足够的投入以确保这些装备能够被有效运用？如果我来设计一门解放军的课程，这肯定是我会重点关注的方面之一。

至于美国方面，则要避免我们称之为“镜像思维”（mirror imaging）的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要假装自己是一个“戴着中国军帽的美国将军”。你不能用美国将领的思维去设想中国的战略，而必须学会从中国将领的角度去思考，站在中国战略家的立场来理解问题。你必须理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与美国完全不同，这意味着中国所采用的装备、系统、战术、技术、作战程序和战略都不会与美国相同。

这再次回到一点：要理解中国，你就必须与他们接触、交流。你必须和他们讨论问题，比如“你怎么看待人工智能控制核武器？”“你怎么看待人工智能控制飞机或无人机集群？”我们不需要意见一致，但必须通过对话来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

所以每当我有机会与美国将领和政策制定者交流时，我都会强调一点：要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思考。中国、中国共产党以及解放军的目标是什么？他们会在自身的体制内如何实现这些目标？问题不在于“如果美国处在他们的位置会怎么做”，而是“中国会怎么做”。

这就是那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解放军需要像整个中国体制所做的那样，在人身上进行更大的投入，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美国则需要重新学会理解中国人民。

我曾听到一个数据，虽然不确定是否准确：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比全中国的美国学生人数还多。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我们必须去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