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承认，古代中国从未把真正理想的“天下”体系落实到实处，在“天下”观念诞生一千年之后，中华王朝普遍采用了郡县制政体，而且经常以若隐若现的帝国形态出现。今天中国进入到“民族-国家”框架始于1912年，这其实是传统儒家分子畅想的“天下”的反面。但是中国士人心中的无国家普世的理想社会结构依然以一股暗流而存在着。在全球化时代，赵汀阳认为“天下”可以优于“民族-国家”体制，并可以理解和治疗各种世界现代性顽疾。

周朝的“天下”

但赵对西方的批判并未止于此，而是更加深入。他对西式思维逻辑和行为规范提出质疑。他认为现代政治哲学所立足的人类理性是个体化的，狭隘的。按照西方政治哲学设定的人类理性前提往下走，最大的弊端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赵发明了他的核心概念之一：关系理性，用它来取代西方的个人理性，认为个人理性强调对抗和竞争，而关系理性则主导共存。

在传统的中国哲学中， “阴”与“阳”的涵义很丰富，无阴则无所谓阳，无阳则无阴，同样地，在伦理学层面，关系理性得以发展的前提是惠他才能利己。赵汀阳将其提升为儒学的一种“终极表述”，社会是人与人和谐共存的联合体。

在这个意义上，赵汀阳重建了他的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对几百年以来西方政治思想者的理论一一做了剖析，他的最主要的标靶之一就是西方启蒙主义时代核心哲学家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他的《永久和平论》被誉为联合国宪章的前身。但赵汀阳认为《永久和平论》可适用的范围太过狭小，在现实层面上，它只能局限在某一地理位置接近且族群相对单一的区域内存在，比如欧盟就相对符合康德的设想，但放大到全球的维度上，各地区经济、文化差异巨大，康德的“永久和平”就失效了：“它依然无法跳出民族-国家这一建构的窠臼。”

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康德

赵汀阳部分地认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虽然他的某些判断和论点是“很有问题的”，但赵认为这位2008年去世的思想家至少指出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区的文化、宗教对话中出现的各种严重且棘手的问题。赵汀阳并非理论界的追随者，而是一个先锋思想家，他一直强调目前国际间的大型联合组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文明的冲突”悖论，联合国越来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和某些西方富裕国家的保护者——无论是老牌的英法“帝国”，还是现在的新“帝国”美国。

在书中的某些章节中，赵汀阳给人感觉是个愤怒的反美分子，和中国官方的宣传论调很一致：“美国领导并操控了全球资本市场，建立了一整套语言霸权，凭借其强大的金融和军事力量可以无视基本人权的存在。”

赵的书房的背阴处安放着一张书桌，上面摆满了各种西方哲学家的典籍，霍布斯、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等等。翻开一看，很多是英语版的，其中也有少部分汉译版。书桌再往上约两个台阶的高度，挂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画像。

赵汀阳在书房中（@明镜周刊）

乍一看上去，中西两个哲学世界在这个狭小的书房内如此近距离相连着——这就是哲学家赵汀阳的“图书馆”。在他的陪同指引下，也还能发现书架上摆着大部头的里尔克和聂鲁达的诗集，紧挨着的是《道德经》和《孙子兵法》，再旁边就是古希腊哲学原典。“柏拉图和孔子”，赵汀阳说，“在我这里和谐共存。”

无论如何，如果“天下”理念真的如赵汀阳所说有非常强的普世生命力，已经存在了3000多年并且将会持续影响未来的中国，那么中国学者将承担起新一轮全球化思想启蒙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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