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工资最高的官员

这些年，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政府发现吸引和留住部长和高级公职人员在政府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开始探索和实施缩小私营领域和公共部门薪水差距的各种政策。1994年，新加坡政府决定参照私营部门高管的薪金水平确定部长及高级公务员的薪金水平。这个标准在2007年得到修改，将部长和常务书记的薪水限定在六大专业领域前8位高收入者平均薪水的2/3。按照政府的说法，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单一的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市场，政府奖学金的获得者都是全球顶尖公司如麦肯锡公司和高盛集团等迫切搜罗的对象。薪水改革后，部长和常务书记的起薪从120万美元提高到160万美元，而总理的薪水从250万美元提高到310 万美元。在公共服务委员会工作的、业绩突出的32岁公务员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6.1万美元。

参照私营部门高管的薪金水平确定政府官员薪金水平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正如波士顿咨询公司所说：“它确保了有才华的政府官员不会因为选择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而遭受经济利益损失，减弱了参与腐败的诱惑。”当然，政府也很清楚，这种政策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在“纯粹的”选举民主国家可能没有可行性，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批判性的媒体以及被选民赶下台的可能性。在2000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许多西方领袖私下里告诉我，他们羡慕我们部长的薪水制。但他们也说如果试图在自己的国家实行这种制度，他们将被赶下台。”

前新加坡总理吴作栋

虽然政府坚定地为这种政策和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机构辩护，以市场为基础的薪水体系在新加坡仍然具有高度争议，尤其是在贫富差距急剧增大，以及人人机会平等逐渐被新加坡弱势群体看作根本不能实现的神话之后（更不要提李光耀家族的若干成员在经济和政治权力部门担任要职的事实）。在2011 年的大选中，这个政策成为主要议题（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网站上），执政党“仅仅”赢得了60%的选票，失掉了6个议会席位。作为回应，政府宣布削减部长40%的薪水，奖金不仅将与经济业绩联系起来，而且也与最贫穷的新加坡人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也承认，政治家至少部分被“政治服务和牺牲精神”驱动，而不仅仅是自私的物质利益。但是，即便在薪水削减之后，新加坡部长的工资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就中国而言，很明显，需要大幅度提高官员的薪水以便减少腐败的诱惑。解决办法之一是将官员的工资与市场水平挂钩。为了进一步打击偏袒或滥权的诱惑，大部分的劳动报酬应该是以现金而不是以津贴或者福利的方式支付（在新加坡，除了最低限度的健康津贴之外，所有的劳动报酬都是以现金支付的）。与新加坡相比，中国还不富裕，不可能提供像新加坡那样高的薪水。而且，中国的人才库庞大，不需要像新加坡那样过分担心人才流失到私有领域。中国还有为公众服务的悠久传统以及根深蒂固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为政治共同体服务的道德情怀在激励官员方面也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薪水需要增加，但不必增加到新加坡那样的水平。

无论如何，金钱不足以遏制腐败。这让我们看到中国腐败的第4个原因：缺乏道德约束。严酷的法家和功利主义思想家对这种想法不屑一顾，正如一位当代哲学家所说：“法律和强制的伦理规范能够比任何普通的道德规范都更容易也更有说服力地管理行为。”只要奖惩分明，官员就会做正确之事。但是，依靠外部因素确保官员总是尽职尽责是困难而且昂贵的。法律不能对在所有场合的道德行为是什么做出具体规定，所以某些不那么尽职尽责的官员就可能在不直接或明显地违背法律的字面意思的基础上牺牲公共利益为自身利益服务。

即便法律是清晰的，执行起来也并不一定容易。目前还没有办法在任何时候以及任何地方监督一个人：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只有内心的自我监督能够限制不良行为。儒家经典《中庸》强调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君子，最重要的是看他或她在私下里做的事。换句话说，也需要自我监督。甚至以怀疑政治权力闻名的美国政治文化的分析家也认识到，滥用公共信任的终极约束必须来自内心：“约束总统不逾矩的制衡因素主要是内心而非外在因素。他的良心和教养，他的历史意识以及对于后人认可的渴望，他审时度势、避免功亏一篑的意识——所有这些都会阻止他做出可能毁掉总统声望和权力的行为。”

最终来说，中国的腐败只能在它被视为可耻之事，清廉被视为官员的最高荣誉的情况下才能被大幅度地控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liah）说，荣誉感“促使人们行为规范，无论是否有人监督，因为有荣誉感的人关心的是要配得上别人的尊重，而不仅仅是被人尊重”。

缠足虽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在一个世纪前就被迅速地废除了，因为这种行为被涉事者甚至整个国家视为可耻之事，它使整个国家蒙羞。腐败若被视为类似的可耻之事，将会怎样呢？

中国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党员干部应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作为激励人的意识形态作用已经减弱，相比之下，为官员道德行为提供指南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儒家。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复兴儒家传统作为官员道德教育的主要来源呢？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都在呼吁采取这些措施。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在论述党员道德培养和标准的演讲中引用了儒家价值观，也指明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可以一起帮助填补导致腐败泛滥的道德真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曲阜正在开展教育实验项目，在公立学校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而且党校也常常给官员讲授儒家经典。

滥用政治权力的方式有很多，但我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腐败问题上，这是因为它是中国政治制度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无论是政府、民众，还是学者都这样认为。在民主国家，腐败不会威胁整个制度，然而对政治尚贤制来说，那可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好消息是，对尚贤制政府来说，并不需要通过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就能遏制腐败的方法有很多：确立独立的政治权力制衡、减少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提高官员的薪水、实行更加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工程，所有这些都能帮助消除腐败。

本文转自贝淡宁著作《贤能政治》第三章，第97页至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