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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钢:美国世纪的尾声与中国道路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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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上述事件-过程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资本主义谱系中加以考察,会发现,1973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187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与对应关系[ R. Brenner,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1950-1998”, New Left Review 1998, I/229: 1-264, 39-137页;”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 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2002, 9-24页; 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3-115页。本文极大地得益于已故美籍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研究成果,因其作品在国内有多种对其不同之译名(如阿里吉),为行文方便,本文引用时一律作阿瑞吉。 ]:
1873-1896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期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与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以致让人怀疑经济体系难以为继;而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至1914年的爱德华时代,利润率迅速恢复到较之萧条前更高的水准,从而被形容为资本主义的“流金岁月”(belle époque)。
1973-1993年的美国经济长期低迷或持续停滞,是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机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自然延续,直到“广场协定”及其后续协议在几年后触发了美国制造业盈利能力以德国与日本工业的长期低迷为代价重新回升,并直接导致了9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与泡沫。
1873-1896年的大萧条与1973-1993年的低迷停滞,二者都呈现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均在于资本主义后发国家寻求并实现对于领先经济大国之赶超的不平衡发展(对于前者是美国、德国赶超英国,对于后者是日本、德国赶超美国)。当主要后发国家赶上原来的先进国家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能力过剩及与之相伴的利润率下降便成为确定的趋势并不断自我强化。而这一趋势的扭转,至少在表面上,都建立在老的领先国家通过以其为中心的系统金融扩张实现盈利能力回升之基础上: 英国利用其金融业及服务业的优势,得以弥补其在工业领域的不足;美国则直接操纵干预了美元对于马克与日元的大幅度汇率变动(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汇率干预策略),从而导致美国制造业利润率回升及外国资本向美国市场的涌流。
然而,就其深层而言,这只是处在衰落中的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中心,利用金融特权暂时恢复其盈利能力的权宜之计(英镑与美元分别是各自时代的世界主导货币),它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生产能力及现实生产过剩的问题,还必然助长由于金融扩展所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企和过度投资,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吞噬此前积累的盈利能力,引发整体经济的螺旋式下降乃至经济衰退的自我强化。
爱德华时代的“流金岁月”,被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年发生的空前经济危机所彻底终结。这让我们必须更为严肃地评估和思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持续影响、可能后果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前途。尽管道琼斯指数在最近几年高歌猛进,创出新高,似乎标志美国已经告别金融危机,走上复苏之路,但始终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已经成为习惯的高强度货币超发、几乎无法靠经济增长加以覆盖的巨额债务孳息、令所有预测者惊异的环比下跌2.9%的2014年度一季度GDP终值,都清晰分明地指向美国整体经济的衰颓。在一场因金融过度扩展造成之虚假繁荣破灭的严重危机后,金融资本对于整体经济的掌控影响不但没有削弱,还借着量化宽松等制度化方式进一步得以强化,这无疑是金融资本对于美国所拥有之霸权的严重透支。
所谓霸权,如果在葛兰西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是指一个支配群体在领导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自己为普遍利益承担者并获得从属群体的认可。因而霸权不只是简单的支配,更意味着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一种“权力膨胀”(与必须要借助武力或武力威胁才能实现统治的“权力紧缩”相对),它源于支配群体有能力获取普遍的信任,将其统治令人信服地呈现为不但符合自身利益,也符合从属群体的利益[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1971, 57-58页;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20062,31-36页;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146-153页。 ]。这与肇生于古希腊语的西方语言中霸权一词之词源相吻合:古希腊语之 hēgemonía(hēgemōn“领袖”)源自动词hēgesthai“引领,率领,引导”,它对应于拉丁语中的ducere,而不同于表拖拽之义的trahere(参考斯多葛派的名言fata 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hunt“命运引导心甘情愿者,裹挟不情愿者”)。对照汉语语境,这个意义上的霸权,与儒家对于春秋五霸之评价有可通之处(把持王者之政教而犹有尊王之义),如果参照孟子所谓“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则介于以德教为主之王道与以强力为胜之霸道之间。
自十六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生成确立并逐渐依照其逻辑塑造世界格局以来,发生过两次重大的霸权转移:1648年通过缔结《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达到顶峰的荷兰霸权,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漫长过程,最终全面完成向英国霸权的转移;以1815年结束拿破仑战争后缔结的《威尼斯和约》为标志,近代欧洲经历了长达百年的英国主导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而1873-96年的经济萧条可以视作开启了英国向美国的霸权转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历时75年左右,美国全面取代了英国的霸权。
尽管荷兰与英国的霸权内在结构具有重大的差异(荷兰主要是商业中心,其维系的世界贸易体系也是较单纯的商业体系,而英国不但是商业中心,还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世界工厂”,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体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它既是中心票据交易所,也是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但其霸权转移的过程几乎遵循着同样的模式:霸权体系在其扩张过程中引发了大国斗争的激化和霸权争夺者在其活动的边缘地区出现,霸权主导者原有之其经济、军事优势逐渐弱化而遭遇危机,衰落中的霸权通过其主导的金融扩张暂时性地化解危机,直至危机以更猛烈决绝的方式爆发导致现存组织解体,新的霸权在经济、军事上取代老霸权,并最终在老霸权之影响延绵最长的金融领域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开始对于世界秩序的重组[ 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45-89页,特别是69-75页;阿瑞吉,《漫长的二十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30-94页。 ]。
当下的美国,与曾经的荷兰特别是曾经的英帝国呈现出高度相似的特征:自二战结束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已持续近七十年,在其最初的二十年中,整个资本主义经历了异乎寻常的高度繁荣(可以与霍布斯鲍姆意义上1848-75年的“资本的年代”相媲美),但自六十年代中期日本与德国实现制造业的重新崛起并成功赶上美国,1965-73年的盈利能力危机显示出美国主导的霸权因内部结构变化而遭遇重大问题,1973-93年的持续低迷停滞则表明这一问题已逐步演化为体系危机,9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大规模金融扩张引发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但此种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繁荣反倒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倾向及其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依赖,进而模糊了产业资本的自我意识[ G.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w 2005, 3: 173-208页。]。以金融扩张缓解、对冲制造业竞争力不足,这与英帝国当年的策略选择本质上无别,但由于大量新型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远远超过了当日之程量,甚而超出当时所能想象之极限[ 2007—2010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名义额存量分别为630万亿美元、743.5万亿美元、637万亿美元和618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后略有下降),分别为各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12.57倍、10.9倍和10.13倍。]。这就决定了由此带来的空前繁荣必然意味着空前泡沫和泡沫破裂后的空前危机。
现代工业体系是一个极为复杂周密的动态系统,一种复杂的终端产品需由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的生产环节构成,这决定了它绝不可能被简单移植或机械复制,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一种带有“活性”的生态系统。经历了自六十年中期以来不断产业空心化过程的美国,如果需要全面的再工业化,如同其高层所一再宣称的那样,不但要考虑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更要考虑一种富有活性的工业生态系统的培育壮大所需的漫长生命周期。
造成英国霸权动摇的1873-96年大萧条,催生了横向合并(通过联合、兼并实现聚变)与纵向一体化(以打通供应-生产-消费的联系实现聚变)的趋势:德国在两个方向的发展中都大获成功,从而成为希法亭所说“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代表国家;美国不断着力于纵向一体化的努力并最成功地实践了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代表的垂直一体化模式;而英国由于更加专注于其世界商业及金融中介的地位,则在两个方向上均行动迟缓,从而彻底丧失其在产业层面的优势[ A. D. Jr. Chandler, 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1990; 阿瑞吉/西尔弗, 《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134-47页。]。
当霸权遭遇危机时,满足于享受既有霸权体系赋予其的特权,无法进行有效地自我调整适应新的趋势,无力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克服危机,这是霸权危机进一步深化并最终导致霸权体系瓦解的核心原因所在。在此意义上,美国正如同当年的英国一样,满足于享受在其主导下的世界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的特权,以一种类似自我催眠的状态淡化、回避、否认它所面对的真实深切的危机。
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没有类似印度这样的庞大海外殖民地,可以供其直接榨取现金与军事资源。霸权时代的英国可以在印度以几乎无偿地招募数目庞大的兵员,这些完全由印度人资助的军队组成了英国进行海外拓殖与战争的重要力量,而通过“领土管理费”这种极度不合理的要求印度为其被剥夺的权利向英国付费的制度,英格兰银行对印度外汇储备的控制,对印度货币的汇率操控,利用印度对英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对其他所有国家的顺差,英国将本国的贸易赤字直接转嫁给印度,从而保持与各国的收支平衡,维持以金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和头号债权国的地位[ B. R. Tomlinson, “India and British Empire, 1880-1935”,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1975, 12(4), 337-80页;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71-2页;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132-35页,190-93页。]。而缺乏此种直接转嫁条件的美国,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当其一旦成为某种旷日持久的消耗性战争,都会造成国内极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和社会问题,这是处于后殖民时代的美国霸权所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尽管它拥有利用其金融特权对其它国家发动金融战争实施大规模财富掠夺的新型手段。
相较于之前的霸权国家,美国都更快、更深地成为债务国,并严重依赖于从其他国家及国际机构获得资金支持。这是此前的霸权国家不曾经历甚至不曾预期的新情态。这决定了霸权作为一种“通过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额外权力”的特质,对于美国比曾经的荷兰与英国更为突出。美国必须不断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大量购买其国债、为其提供资金融通的国家,展示其在全球经济中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和其军事-政治存在对于世界安全的不可或缺。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霸权,从来都意味着某种不断向外征服拓殖扩展的张扬态度,则美国不单出于其文化、更出于现实的利益,必须将这种张扬的态度体现到极致。如果说西方意义上以罗马为代表的帝国,从来都需要为自己不断寻找乃至制造敌人而获得不断扩张的动力,那么美国则信仰并实践着一种基于敌友划分的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政治神学,这种神学的深处,恰恰是高度世俗而与经济利益、经济诉求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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