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纽约华尔街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尽管每年在美国都会发生数以千计大小不一的各类游行，但有两个重要因素使这次抗议活动体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此次游行直接针对的是作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资本标志的华尔街，并以“Occupy Wall Street”(占领华尔街)为目标；其二，游行中，明确出现了“Abolish Capitalism”（消灭资本主义）的标语，游行者甚至呼喊出“现在就革命”的口号。这对于无数曾经怀有或至今仍留恋美国梦的中国人而言，尽管时隔两年，依然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这一事件，似乎在应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学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于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开篇中描述的场景：2021年的某日，美国总统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这无疑是某种带有警醒性质的预言，不过如同该书作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所言，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美国经济陷入那种不得不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外界力量寻求援助的困境。

美国的帝国本质，是其保守派丝毫不惮于承认甚而津津乐道的事实。

美国统治的技艺与局限

作为在二战后主导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政治体，美国无疑具有诸多支撑其霸权地位的要素：完备的产业体系与研发机构，极为充盈的教育-科研资源，对于学科建构与课题设置的主导地位，引领科技创新的能力；遍布全球的带有美国背景的经济-金融机构、文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军事-情报机构，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美国利益在全球的延展-实现机制；一种有关美国之民主、自由市场制度以及在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被称作美国梦的意识形态，被塑造、传播为“普适”价值，从而使美国得以占据道义高点，保持对于全世界各国优秀人才的感召吸引。

相对于民主国家这一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自我指称，更符合其实际的标识应该是混合政体的帝国形态。美国的帝国本质，是其保守派丝毫不惮于承认甚而津津乐道的事实，依照这样的一种谱系学说，美帝国是罗马帝国-英帝国的唯一正当继承者，从而得以分享共同的历史经验与统治技艺。混合政体的特征意味着，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兼具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要素，粗略而言，总统制、参议院、众议院分别可视作上述三者在现实政治中的对应。依照西方传统政治学传统中亚里士多德与波利比乌斯对于混合政体的描述，它相较于任何一种单一政体都更为稳定健全。美国建国两百余年的历史，恰好可视作对于这一古老论断的应证。混合政体得以良好维系运转的关键，在于上述三种因素始终保持某种适宜的比例从而达到富于张力的平衡，这确乎是需要高度政治智慧的实践，也正是有赖于此，保守封闭的中西部内陆与开放多元的东西部沿海都市得以有机共存，中央政府与各州达成较合理的权力分配，这都赋予了美国相较于欧洲更大的活力、更强的自我认同、更有效的政治决断与组织动员能力。在此意义上，美国的霸权地位绝不是偶然获致的。

与曾经的罗马帝国与英帝国类似，美国采取内外有别、内宽外忌的国家-国际战略：处于帝国之外的政治体，依照敌友原则进行严格区分，使自我阵营的其他成员服从服务于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动员一切资源削弱乃至颠覆敌对阵营之政权；对于帝国内部，在确立主流价值观的情况下，实行较为宽松自由的统治，既可借对抗帝国敌人的名义凝聚共识，转移视线，转嫁矛盾，又会利用全球范围获取的超额利润弭和内部利益纷争，使国内的各类矛盾基本处于可控范围内而不致激化。

与之前的帝国所不同的是，由于美国建国历史较短，且成员来源复杂，故而在确立自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相较于一般性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种政治认同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的成员，无论其出身于何种族群，都因认同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而放弃原有身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在此意义上，政治国家认同在时间上与理念上均优先于民族身份认同，这正是美国被称作“各民族的熔炉”的要旨所在，也是美国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史乃至政治共同体的缔造者的绝对神圣化态度的思想根源。这一政治认同的优先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可谓短处长处俱在于此。一方面，它可以使得具有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族群背景的共同体成员绕开上述差异，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治体的认同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伴随着政治体的不断成长壮大扩张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这种强化的价值认同又会促进政治体的稳固与发展，从而构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另一方面，由于对共同体的认同始终伴随着现实政治体的扩张，一旦这一扩张停滞，则在政治共同体与政治认同间的循环将由良性转化为恶性，政治体的虚弱会引致政治认同的降低，这一趋势同样会自我强化。这与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反而特能凝聚人心、激发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情状恰好相反。

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实质

自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百余年间，美国无疑是世界战略格局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其认同循环机制的积极因素体现得极为充分，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一极独霸地位的初期，这样的一种认同达到了顶点。盛极而衰，这是天理人事之必然，美国同样无法避免帝国因其扩张停滞而陷入整体性危机的历史规律，9.11事件是这一过程启动的标志，2008年大规模爆发并至今仍在延续、深化的金融-经济危机，正是这一过程持续深入展开的表征。

这场金融危机，其直接起因在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的严重违约，其诱因则在于由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所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更可以追溯到1971年美国政府通过《史密森协定》事实放弃美元金本位制与1973年美元固定汇率制的正式废止，以及由之引发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深刻变化（如果不把这看作是崩溃的话）。美元与黄金脱钩进而建立单一美元本位的核心国际储备货币，这一事件的实质在于美元发行放弃了外部约束，从而使得对于美元主权信用的恶性透支成为可能。这种信用可以无限透支的幻觉，既是资本追求无限自我复制与增殖之内在逻辑的意识产物，也通过资本逻辑被加以实现。以资本统摄一切社会资源，以金融资本统摄产业资本，以正是建立在信用无限透支假设基础上的资本逻辑不断延展所必然达致的后果。而通过这种信用透支所带来的现实物质财富增加、生活质量提高，本身又与美国社会的政治认同需要相契合，因而这种以超前消费和对资源的过度攫取为标志的生活方式，反被认作是美国社会之优越性所在而被赋予了正面甚而神圣的价值。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具有独立商品属性-价值的实相化转换。以投行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不断地放大所使用的杠杆比例并创立各类新型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获得超额利润。对照如此丰厚的投资回报率，自六十年代以来便已呈竞争力下降趋势的美国制造业进一步丧失研发创新乃至自我发展的动力，从而造成整体制造业的持续萎缩与大规模迁移。制造业的空心化与金融市场的过度膨胀共同导致美国家庭、产业、政府的多重赤字不断延续、恶化：美国的政府债务上限逐年提升，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由八十年代初的40%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超过100%，并造成2013年10月1日起长达两周的政府关门。而美国的整体债务更是达到了近80万亿美元、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50%的骇人程度。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上述问题的集中爆发，也进一步造成各类纷繁复杂之矛盾的交错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