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特朗普主义的亲以色列趋势

特朗普主义在对外政策中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支持以色列及其极右翼势力。尽管特朗普主义者内部对此并未形成完全共识，因为其中也存在反以色列的阵营，但总体上其主要方向是亲以色列的。

这一立场基于新教的犹太-基督教理论，该理论认为，犹太弥赛亚的到来将成为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契机，并且在整体上拒斥伊斯兰教。特朗普主义者的伊斯兰恐惧症进一步巩固了他们与以色列的团结（反之亦然）。这一立场总体上构成了其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这一意义上，特朗普主义者将伊斯兰教中积极推行反以色列政策的什叶派势力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他们对伊朗、伊拉克什叶派、也门的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抱有强烈的敌视态度。特朗普主义展现出鲜明的反什叶派倾向，并总体上支持右翼及极右翼的犹太复国主义。

十九、特朗普主义反对拉丁裔

拉丁裔因素在美国内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问题上，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尤为关键。他早在数十年前就指出，拉丁美洲移民的大规模流入对北美的身份认同及其核心类型——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拉丁美洲移民拥有完全不同的身份认同，即天主教-拉丁文化。

亨廷顿认为，在某个阶段，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熔炉”体系可以成功同化其他民族，但面对拉丁裔移民的大规模涌入，这种同化机制已经失效。因此，在美国，移民恐惧症逐渐呈现出更为明确的方向——对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大规模移民的强烈反感。正是针对这一移民浪潮，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启动了“边境墙”的建设计划。

这种态度也决定了特朗普主义者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看法：他们普遍将这些国家视为左翼势力的象征，同时也是犯罪性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回归门罗主义意味着美国需要对拉丁美洲国家实施更为严厉的控制。这直接导致与墨西哥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升级，并进一步促使美国提出对巴拿马运河实施全面控制的要求。

二十、忘记俄罗斯，遑论更不用说乌克兰

在特朗普主义者的国际政治观中，俄罗斯被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他们不像全球主义者那样抱有意识形态上或先验的恐俄情绪，但也未对俄罗斯表现出特别的好感。在特朗普主义者中，确实存在一小部分亲俄派，认为俄罗斯是白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指出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中国怀抱是一种错误且轻率的行为。

然而，仅有少数人持这种观点。对于大多数特朗普主义者来说，俄罗斯无足轻重。经济上，俄罗斯并不像中国那样构成重大竞争；在美国境内，俄罗斯也没有庞大的侨民群体；而与乌克兰的冲突则被视为区域性且无关紧要的问题，其责任被归咎于特朗普主义者的敌人——全球主义者。

当然，做好能结束俄乌冲突的准备。但如果无法迅速解决，特朗普主义者会将这一问题留给欧洲的全球主义政权来处理。这些政权将在这种对抗中耗尽力量，变得更加虚弱，而这正符合特朗普主义者的利益。

至于乌克兰，它根本算不上一个重要或关键的问题，其意义不过在于揭露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在腐败冒险中的所作所为。

当然，俄乌冲突中，大多数特朗普主义者并不持亲俄立场，但他们同样不会支持乌克兰，尤其是拜登时期史无前例的支持力度将不会重现。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无法为结束俄乌冲突设定时间表，双方都要做出“让步”

二十一、特朗普主义的被动多极化

值得探讨的是特朗普主义对多极化的态度。多极世界的理论很难被特朗普主义者完全接受。实际上，特朗普主义是一种美国霸权的新版本，但其单极性与全球主义者的内容和性质完全不同。在这一体系的中心，是美国及其传统价值观——白人基督教的西方文化，颇具宗法制性质，但同时承认自由、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选择只有两种：要么追随西方，要么被排除在西方的繁荣与发展的圈子之外。这已不再是包容性的，而是有限的、具有排他性的。西方被视为一个俱乐部，想要加入这一俱乐部，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获得资格。

因此，特朗普主义者对其他文明毫不关心。如果这些文明坚持自己的立场——随他们去吧，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坏事。但如果他们想要融入西方，就必须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考验。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仍会被视为二等社会。

换言之，这并不是一种正向的、明确支持的多极化，而是一种被动的、被许可式的多极化：如果不能成为西方，就保持自身原貌即可。特朗普主义者并不打算构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但也不反对多极化的出现。这种世界秩序会自然形成。并非所有文明都能成为西方，其他的要么努力追求这一目标，要么接受继续保持自身现状的事实。

二十二、美国内部的多极化问题

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其对美国内部问题的优先关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和“美国优先”的口号明确体现了这一点。因此，特朗普主义者与多极化现象的交锋主要不是发生在对外政策领域，而是在国内事务中。尽管他们试图在新的思想基础上重新确立美国的霸权，但内政仍然是他们的优先事项。特朗普主义首先面对的是各州内部多种独立文明多极化现象的挑战。

根据多极世界理论，全球主要存在七大文明：西方文明、俄罗斯-欧亚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

它们构成了一个七极结构（heptarchy），其中一些极点已经巩固为“文明国家”，而另一些仍处于虚拟状态。这正是亨廷顿（包括日本-佛教文明在内）所描述的结构。

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主义对七极结构并不太关心。与全球主义者不同，特朗普主义者的目标既不是破坏多极化进程，也不是攻击金砖国家（BRICS），但他们同样也并不热衷于推动多极化。因此，七极结构在特朗普主义的对外政策中并不显得突出。

然而，在内政方面，这一结构却极为敏感。美国国内存在大量且有时具有重要影响的移民群体（侨民）。随着“觉醒文化”（woke）和包容性政策的取消，美国重新开始自由地讨论种族、族群和宗教认同的问题。这使得七极结构在美国国内显得尤为突出，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拉美裔移民群体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它对美国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身份构成威胁，并削弱这一身份。因此，逻辑上产生了对与拉丁文化相关一切事物的妖魔化：包括族裔黑帮、通过边境墙的移民潮、拉美毒品集团的毒品贩运以及人口贩卖等。拉丁美洲在美国国内的整体形象是负面且具有破坏性的。因此，拉美这一极点注定会以负面的方式被看待，这已经在美国与墨西哥关系的升级中显现。

特朗普所倡导的门罗主义要求美国在新大陆拥有无条件的主导地位，这显然与拉丁美洲形成独立极点的趋势相冲突。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主义者可能会采取不同程度的激进态度。

第二个国内因素是日益增长的恐华情绪。中国是美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而强大的中国因素在北美经济中的存在会加剧这一问题。这一七极结构中的中国极点，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都会被视为对手。

对于美国右翼保守派来说，伊斯兰世界历来被视为对手。特朗普主义者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无论其行动多么极端——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他们的伊斯兰恐惧症。穆斯林社区广泛存在于美国及整个西方，而在特朗普主义者眼中，这些社区被视为潜在的敌人。

印度因素则完全不同。如今，美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印度裔移民群体，尤其是在某些领域，例如硅谷，印度裔几乎占据主导地位。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中有许多是印度裔，例如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和卡什·帕特尔。副总统万斯的妻子是印度裔，而图尔西·加伯德虽然是夏威夷的毛利族人，但她接受了印度教作为自己的宗教。

尽管特朗普主义者中的民族主义派别（例如史蒂夫·班农和安·库尔特）最近开始反对印度裔在美国以及特朗普周围势力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但整体而言，特朗普主义者对印度作为美国内外的一个极点的态度是积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毫不掩饰其意图：希望让印度取代中国成为廉价工业劳动力主要支柱。因此，特朗普主义者对印度文明的态度总体上是正向的。

非洲本身的问题对特朗普主义者来说并不特别重要，但这一极点主要通过美国国内的非裔美国人问题得以体现。在全球主义者的推动下，非裔美国人以反对白人种族的方式进行种族凝聚，被特朗普主义者视为一种威胁。因此，在这一问题上，特朗普主义者更倾向于推动非裔美国人的进一步同化，并反对其在社会上的分离趋势。同时，这也涉及对来自非洲的移民进入美国的严格管控和规范化。

七极结构的另一个成员是俄罗斯。然而，与其他文明不同，俄罗斯人在美国的存在极其有限。他们并未形成任何显著的族裔群体，大多数情况下完全融入了美国的社会文化体系，与其他欧洲民族的代表一样融入白人群体。

因此，作为一个极点，俄罗斯很难被特朗普主义者清晰地定义，大多在回溯历史时才被关注。苏联曾是美国和整个西方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这一历史形象有时会投射到当代俄罗斯身上。然而，这种敌对形象在全球主义者主导的前一阶段被过度利用，其负面意义已没有深度挖掘的可能。

对于特朗普主义者的新路线来说，俄罗斯更似乎变得无足轻重，而非敌对的对象。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这里既包括恐俄的极端立场，又包括极为少见的亲俄立场。

因此，特朗普主义者对多极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将由美国内部的进程所决定。

总之，特朗普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既具有政治哲学的维度，也涵盖地缘政治的层面。这一意识形态将逐渐以更加鲜明和明确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其主要特征目前已经不难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