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新之】

看完《南京照相馆》走出电影院，我非常口渴，这并非因为上海37度的酷热骄阳，而是从影片中段起就一直止不住的泪水让我整个人有些“脱水”了。我依然还记得十四年前，当我看完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后走出影院看着北京城夜色中车水马龙、万家灯火时的感慨。但除了在荧幕上回看那场民族浩劫的痛苦、今昔对比山河犹在国泰民安的欣慰，更有一种作为观众目睹了某种“进步”的开心。

从中国大陆首部直接聚焦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屠城血证》（1987），90年代吴子牛导演的《南京1937》（1995），再到21世纪初两部著名导演在“大片”时代的代表作品《南京！南京！》（2009陆川执导）和《金陵十三钗》（2011张艺谋执导），还有由外国导演操刀，中外联合制作的《拉贝日记》（2009）……我们曾经被这些电影所触动和震撼，但却总是隐约觉得，这些电影“哪里还不够”“哪里不太对”。

曾经以南京大屠杀事件为题材的部分中国电影海报

十多年后，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时刻，这部《南京照相馆》是中国的艺术家们再次用电影这种形式来展现这段历史，从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创作者艺术观和历史观的变化，其中有新老交替后新一代电影人的自觉，更有数十年来观众在舆论思潮中对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愈加清晰表达的推动。

要说和前人相比，《南京照相馆》做对了什么？很简单的一句话：

该拍的拍了，不该拍的没有拍。

首先，回顾以往的同类题材电影，你可能会生出一个困惑，作为20世纪最惨烈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暴行，南京大屠杀的起因之一——国民党军队的进退失据、主将的临阵脱逃、对百姓命运的漠视和不负责任，以往的电影往往都会选择模糊处理，用字幕、照片和简短的镜头一笔带过。然后“正片”一开始，便是南京城破后一片肃杀，断壁残垣的景象，而被迫滞留在城内的民众则是麻木惊恐，束手待戮。

而《南京照相馆》则是在开篇用丰富的镜头语言和场面调度反映了城破前的状态——国民政府虚假的“捷报”耽误了民众逃离，唐生智的临阵脱逃和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分裂让这场“国门之战”成为了牺牲基层士兵的悲剧预演——国军、唐生智、“蒋委员长”该负的责任第一次在电影里用镜头语言详细且直白地呈现和还原。

《南京照相馆》电影截图

同样，这场浩劫的结局是什么？在《南京！南京！》中，以日本军官因为良心的谴责而放掉了一老一少两位幸存者，《金陵十三钗》则是用了“妓女调包学生”上车“赴死”而男主神父带领女学生离开南京的开放性情节结尾。然而当我们用历史的视角看南京大屠杀，它真正的结局是什么？不是一两个民众带着活下去的希望逃出散发死亡气息的旧都，而是8年之后的审判！曾经的刽子手在法西斯彻底被打败后，在中国人的见证下偿命伏法。

《南京照相馆》以这段情节作为结尾，让最后电影的情绪完成了一个闭环——这场灾难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人性的悲剧，不只是个体求生的意志，不只有时代洪流下的民族之殇，更有浴火重生，天道昭然的正义执行。

尤其是作为幸存者——依然是一大一小的组合，象征着旧世界蜕变与下一代新生，高叶饰演的女主面对被枪决的战犯按下快门的一刻，曾经记录日寇屠杀百姓的高速胶卷如今记录了他们自己的伏法，女主作为文艺工作者南京陷落时依依不舍的旗袍和光复时刻身着列宁装的呼应，让电影要表达的主旨向着不同于以往电影的方向得到了升华。

《南京照相馆》拍出来的第二个“早就该有”但却“一直都没有”的东西，是真正以南京市民为主角和第一视角的南京大屠杀。

也许是描写纳粹大屠杀的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太过经典，以至于给其他文化相对弱势的国家艺术家创作类似题材设置了一个模板，或者说“思想钢印”——主角和受害者要有一个身份位置上的反差，正如辛德勒作为一个原本从劫掠和迫害犹太人中获益的德国商人，却在目睹了屠杀惨剧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一个加害者变成了犹太人的庇护者和拯救者，这样的反差让剧情更加跌宕起伏，让人物更加立体，让电影要表达的思想更具有冲击力。

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一方，在选择电影的主角或者主视角时大多沿用了这两个思路：要么，用南京大屠杀给敌方个体或者日本平民带来的创伤控诉战争的残酷；要么，用中立者向拯救者的转变见证中国受害者的苦难与人性光辉；除此之外，为了艺术创作的需要，作为主角和重要角色也多集中于区别于普通市民的特殊职业和身份——《屠城血证》里的医生与外国记者，《南京1937》里嫁给中国医生的日本女性，《金陵十三钗》里的白人神父和中国妓女，《南京！南京！》里的日本士兵和中国翻译……

《金陵十三钗》男主，由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神父

可南京人在哪里？他们大多作为被观察的客体、作为符号存在于屠杀暴行的大环境与大背景里，虽然他们无处不在，虽然他们的死亡触目惊心，但在这场浩劫里南京的普通百姓，市井平民，他们经历什么，很多只能由观众去联想和脑补。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和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