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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需要海洋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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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舰队
中国究竟是要发展陆权还是要发展海权,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一个争论的热点。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着重在陆权还是在海权,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当时的争论是由于中国财力不足而导致的军饷分配问题,但也反映出当时中国政治精英对中国地缘政治安全形势的不同认知。不过,自秦国统一中国以降,威胁中国安全的主要是西部、北部少数民族的侵扰,所以,历朝历代的中国中原统治者,都把巩固西部边防作为维护政权稳定的关键。横亘在中国北部的万里长城就是中国“陆权政治”的“见证者”。即便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直至今天,中国仍然是坚守着“陆权政治”的传统安全理念。这种理念无可厚非,因为中国拥有长达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跟所有邻国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前提条件。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外交致力于周边关系的经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被置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经过多年的培育,中国与周边各大国都建立了相应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与最大的邻国俄罗斯,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即使跟印度的关系,尽管有些波动,但也保持良好的对话关系。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多边合作机制,使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保持着良性的互动,甚至可以说,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多边舞台。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一直就是一个陆权大国。
但是,中国仅仅做一个陆权大国是不足以实现自己的大国成长的目标的。中国毕竟在地理上还拥有1.8万公里长的海岸线。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对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世界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国不仅要保持一个陆权大国,而且还要成为一个海权大国,中国的大国成长还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海洋大战略。
海洋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密切相关
中国是一个大陆文化的国家,用台湾学者凌纯声的话来说,秦统一六国实际上就是以秦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对以齐、楚等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的征服。凌纯声还认为,秦始皇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而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陆文化也代表了农耕文化的封闭性、落后性,特别是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西方各大国相继登上世界舞台。在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海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正是从航海大发现开始的,靠着一艘艘载满金银香料的帆船,西班牙和葡萄牙曾一度称霸世界。继之而起的商业王国荷兰,其金融体系和商业霸权也都是建立在其庞大的商船队和发达的造船业的基础上的。荷兰的世界霸权是以海上贸易为依托的,而随后取代荷兰的大英帝国不仅注重海上贸易,而且还有强大的海军作为其海上贸易的保护伞。正是凭借着强大的海军,英国称霸世界长达数百年。
中国近代的落后乃至沦落为半殖民地,都与长期以来对海洋的忽视有关,确切地说是与中国对海洋文化的漠视有关。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属于海洋性文明的希腊文明,亦即西方文明,如同灵动的水,如同灵动的智者,追求变革,而属于大陆性文明的中国文明,却是一位长寿的“仁者”,是一座沉稳的大山,尊重传统,对“变”有天生的审慎。农耕文明的稳定性,让人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海洋文明的流动性和多变性则让它显得生机勃勃,锐意进取,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英国是一个岛国,当今海洋霸主美国则是坐拥两洋,地理环境使得美国人更加热衷于海洋活动,在人员素质和经验方面有着大陆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优势。
这里绝不是贬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而是强调海洋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有直接的关系。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清朝末期的挨打、近代海防危机和现代海洋权益之争,无一不折射出海洋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以及海洋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海洋国土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
毋庸讳言,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主要是一种粗放型的方式,这种方式最大的特点是高消耗带来的经济产出;同时又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因此,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这种瓶颈表现为:
一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由于技术相对落后对资源的利用率相对较低。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矿产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率只有发达国家综合利用率的25%左右,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每单位GDP耗费的资源是发达国家的4倍以上,也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耗费的2倍。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在未来五年中,经济总量实现50%的增长,那就意味着中国仍然是资源、能源的消费大国。而相比之下,中国的资源、能源的自给率将大大下降。从1993年开始,中国从石油出口国变为进口国。据有关部门预测,国内原油的自给率将从2000年的82%降到2020年的60%。中国铁矿大型、超大型矿床少,资源保有量严重不足,矿石品位低,开发成本高。近年来,国内矿石产量已不能满足钢铁生产增长的需要。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剩余铁矿资源的服务年限仅能维持40年。而海洋中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还有煤、锰、铁、镍、钴、铜、可燃冰等。向海洋索取资源、能源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是人多地少的现象日益凸显。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实际可用的土地非常少。根据有关统计显示,世界人均国土面积为44.5亩,中国人均只有12.4亩,比世界人均国土面积少32.1亩;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中国人均只有1.3亩,与前者相差3.5亩;世界人均草地面积为10.4亩,中国人均只有5.2亩,相差5.2亩;世界人均林地面积为13.6亩,中国人均只有1.6亩,少12亩。人多地少的矛盾不仅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海洋虽然不能直接给我们提供实际的土地,但它可以给我们提供特殊的生活空间,是一种特殊的土地资源。
三是开放型经济与航道困阻的矛盾。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开放型经济体对外联系非常紧密,这就需要畅通的海上航道以确保对外经济联系不被中断。而从海运来看,中国80%的海运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南海航道,因而南海航道是中国的“生命线”。首先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运输线。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而在中缅管道开通之前70%的石油进口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南海航道。其次,南海航道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中国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通过海运来实现的。中国远洋运输船队往来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而绝大部分要经过南海航道。所以,南海航道也是中国的贸易“生命线”。
但是,马六甲海峡—南海航道海盗活动猖獗。据国际海事局称,马六甲海峡发生的海盗袭击事件占全球总数的56%,这些还仅是已知的案例。据估计,至少有一半袭击事件没有报告。日益猖獗的海盗袭击活动将使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变成最危险的海峡。而且,马六甲海峡一直是大国博弈的地方。美国在南海一直保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该地区国家与之都有着高层往来。在东南亚,美国与菲律宾、泰国有长期的同盟条约。美国向来关注南海航道的安全,但美国关注的主要不是海盗问题,而是恐怖分子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装运,以及监视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有关活动。由此可见,南海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南海航道不仅对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石油和商业运输,而且对区域外一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交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南海航道安全备受世界各国的关注。
海上岛链困锁遏制中国崛起
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面积,海岸线长为1.8万公里,长度居世界第四,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居世界第十。然而,中国的相当一部分海洋国土没有掌握在中国手中,其中有大约12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与周边国家存在争议。
在东海海域,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的争议。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实为台湾大屯山之延伸,故依据20世纪60年代生效的大陆架公约观点,钓鱼岛理应为台湾岛的一部分。钓鱼列岛总面积约6.344平方公里,但周围海域面积约为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台湾本岛面积。
另外,在东海海域,中国与日本还有油气之争。东海大陆架位于中、日、韩三国之间,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东海大陆架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水产、石油、天然气以及稀有矿产资源。但是,日本却认为,蕴藏天然气的气田不仅属于中国,而且还延伸到日本领土。因此,日本政府抗议中国单方面开采天然气,多次拿东海油气田来对中国进行说事。
在黄海海域,中国与韩国在苏岩礁问题上存在着纠纷。苏岩礁位于东海北部,是江苏外海大陆架延伸的一部分,是一块水下暗礁。韩国公认的最南端是马罗岛(126E、33N),立有“大韩民国最南端”石碑,这也是韩国官方认可的说法。而苏岩礁位置(东经125°10′56″81、北纬32°07′22″63)较马罗岛更南,这也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证明苏岩礁归属中国的有力证据之一。
至于在南海海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纠纷就更多了。所谓中国的海洋权益,一是指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二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在海上能源运输和进出口贸易的海上运输线的绝对安全。然而,海上诸多争议点的存在,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遏制中国的重要砝码。这些争议点同由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等构成的岛链一道,将中国大陆近海封闭在以黄海、台湾海峡、东海、南海组成的狭长海区内,也构成了困锁中国崛起的岛链,使中国海上力量无法进入西太平洋、日本海、印度洋等。这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主要战略冲突可能会来自海上。
中国海洋战略新思维
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防止海上冲突,客观上要求中国不仅需要有自己的海洋新战略,而且在制定海洋新战略的时候还要有海洋战略新思维。
首先是要大力发展中国海权,加强远洋力量的建设。这是经济实力强盛后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举措。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将海洋问题与货币问题并列为影响世界大局的两大要害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两位美国学者的确有先见之明,他们早就预见到了这两大因素的重要性。当前,全球“货币战争”特别是针对中国人民币的“货币战争”已经全面打响,而海洋问题也在中国海域正愈演愈烈,稍有不慎,海洋问题就会葬送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美国遏制中国崛起,但东盟国家乃至日本、韩国却在经济上搭乘着中国崛起的顺风车,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但在政治上,这些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成见,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这些国家常常就南海岛屿问题挑起一些事端,以此来对中国进行试探。这些国家敢于对中国进行试探,一方面借助了美国一些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缺乏足够强大的海上力量,尤其是没有强大的远洋力量。这是经济强大以后的中国之最大软肋。
其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前提是“主权归我”。中国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长期以来被有关国家滥用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甚至演变为有关国家抢夺中国主权、独自开发的实际行动。中国所倡导的“搁置争议”,前提是“主权在我”。如果主权不属于中国,中国绝不会跟任何国家发生此类争端。这既显示了中国的宽容,也表明中国始终是内敛型的国防和外交。所谓宽容就是,虽然属于中国的东西,但其他国家认为它有份,中国可以暂时不谈归属问题,只承认客观事实(即“主权在我”),但如果还有没有开发出来的利益,那么中国可以跟有关国家共享,也即“共同开发”。因此,“搁置争议”绝不是“搁置主权”,而是在“主权在我”的前提下,进行“共同开发”。所谓内敛,就是中国无论军事上的行动还是外交上的行动,都不是要扩张,而是保护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绝不是要推行“排他性”的霸权主义。
再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但绝不是和平理想主义。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的战略是坚定不移的,但和平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一味退让,从而陷入“和平理想主义”。当前,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构成直接挑战的就是南海诸岛问题。如果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不能维护南海主权,且因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而不敢在维护主权问题上有所作为,那么,“和平理想主义”就会葬送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因此,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一定程度上的强硬是对和平发展战略有利的。
最后,要增强海权观念,树立全新的海权意识。海权观念最重要的是不要专注于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而忽略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全新的海权意识,就是中国要有走出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的信心和勇气。进入太平洋的关键是台湾,所以海洋战略新思维,要把台湾问题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要把两岸统一与海洋战略新思维联系在一起来考量。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两岸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海洋新战略落实之时。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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