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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爱国主义和走向左翼之间是什么关系
关键字: 爱国主义左翼台湾二二八事件陈明忠回忆录陈明忠【“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陈明忠
对于今天的台湾来说,陈明忠是异类,对于大陆来说,陈明忠是陌生人。然而这位老先生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无悔”。作为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者,前后两次入狱共二十一年,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统派的旗帜性人物之一,陈明忠的人生经历是坎坷的,但对于后来者,也是宝贵的。从他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看到了那一代台湾人对回归祖国的渴望。
为了留存这份宝贵的人生经历,近期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陈明忠口述回忆录《无悔》发行。4月16日,由三联书店主办的《暗夜行路:从"二二八"到今日台湾的政治生态》在北京举行,邀请陈明忠、吕正惠、汪晖、高金素梅、蓝博洲等两岸学者,共同回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探讨了关于二·二八、“台独”、两岸关系等话题。本文为汪晖教授在活动现场发言,由三联书店授权观察者网发布,特此感谢。】
汪晖: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和陈老坐在一块谈论一些问题。我对台湾没有真正的研究,我也是读陈老的书,读蓝博洲的书,跟吕先生他们学习,才开始重新弥合被历史拉开的很大的一个鸿沟。这个鸿沟在我们这儿也是很深的,我们可以人在一起,但是有记忆的鸿沟。
这段历史证词没有在任何一个意义上过时
刚才陈先生说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这本书在台湾出版以后我读过一部分,活动前一天晚上读到三点多钟读完。重新读了一遍,非常感动。为什么感动?因为这本书就像一个活的20世纪的见证人,是一个活的纪念碑。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铭刻在他的身体里面、他的故事里面。不但如此,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最难得的一点就像他的书的标题一样。他的态度是用“无悔”来表达的。无悔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就是他用自己的经验,自己在20世纪的经验,构成了一个看待那一段历史的内在于那个历史的视角,而且还从那个视角来审视我们今天的时代。这是一代人的证词,也是一代人告诉我们、要传承给我们的活的经验。
我特别要说到内在于他自己的历史经验的视角,是因为过去的故事,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档案馆里都能看到一些,但是把这样的经验变成理解这个时代的活的方法,而且坚守这个视角的人是少之又少,我们几乎很难看到。
我们在中国大陆看到了不知多少人的变化,他们跟陈老这一代的人也发生了很多的分化。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关于20世纪的视角里面本来也有多样性,刚才高金素梅女士说到了她父亲这一代人,里面是有不同视角的。在陈先生的视角里他对自己的信念始终是无悔的,这是从他自己的经验表达的无悔的忠诚中看这个世界的态度,这个态度在今天很难看到。我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同样的理解这段历史的态度。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
第二个感觉,就是因为他带着这样的视角,所以很多的语词从80年代开始在大陆逐渐地消失了,但在他这儿仍然是活的,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活的方法,是基本的概念。
我讲两点。刚才陈先生说到他年轻时候的经验,他作为殖民地的子民,误认为自己跟日本人有同样的人的尊严,这个尊严受到了屈辱,从这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觉醒。他讲的这个经验其实有一定的普遍性,我想到鲁迅在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里写到他留学日本,考试后从同学和别人的眼光里看到的蔑视。这是殖民世界中必然会有的等级制和等级制的世界。作为一个平等的人的尊严,这一点是他的整个思考的起点,也贯穿了陈先生一生的思考。不能屈从于任何一个这样的世界,不论这个世界要把人以什么方式划分为三六九等,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坚守。
陈明忠一行控告日本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并要求“还我祖灵”
在他讲的一个普通的故事里面,我也听到了类似于像鲁迅这一代人所感受到的经验,殖民地的经验,帝国主义的经验。关于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看法,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是变化的。我们都知道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中国很有影响的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现代化这么困难,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殖民地经验,要是中国再有300年的殖民地经验,中国就有救了。这是跟陈先生从殖民地内部看到的那个世界截然对立的历史观,但这个历史观在中国大陆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以不同的样式不断地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所以,陈先生这块纪念碑作为历史证词没有在任何一个意义上过时。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觉。第一次最早读到吕先生对陈先生的访谈时,对他们访谈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也挺有感觉,我大概知道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的,大陆年轻的一代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于祖国的信念,一个爱国的民族主义的信念,和走向左翼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尤其是在当代世界里面,由于失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样基本的历史范畴,民族主义似乎只是一个无法分析的不能加以区分的政治范畴,空洞的政治范畴,它不断地被批评,但是它的历史内涵被消解掉了。
读《无悔》的时候,从陈先生的讨论里能够感觉到帝国主义世界内部的不平等,是和阶级的关系关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民族问题跟阶级问题之间是存在着内在勾连的,这个勾连是由帝国主义这样一个独特的、在那个时代形成的世界现象造成的。所以,对于陈先生来讲那个过程是自然的,但后代的人看起来好像很难理解,不太明白原因。陈先生的回忆是活的证词,让我们理解一个时代的反叛是怎样把不同的力量综合到一个潮流里面的。
刚才陈先生讲的几句话,我听到的时候非常感动,也慨叹。他说光复的时候那些唱着三民主义歌的人,是同样在二·二八时代拿起枪来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那些人,也是在白色恐怖当中被杀头的那些人。他们的残存者应该就是后来陈映真那代人、吕先生那代人的同代人,他们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同,各自的表述也是不一样的,但他们是同一代人。这是20世纪非常独特的历史经验,这个内在的经验也成了陈先生思考当代问题的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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