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财富杂志（ID：newfortune），作者：邵宇、陈达飞】

“因为贸易的猜忌而动怒，一个现代民主大国何等地误解了其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准备发动或继续进行战争以取得商业上的优势，甚至只是为了实现商业均势。”（约翰•吉利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1797年)

全球贸易冲突古来有之，只是在野蛮时代往往靠枪炮解决，二战之后，因为GATT（WTO的前身）等多边机制提供了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摩擦更多的是通过法律或谈判的形式解决。

历史经验显示，后起大国大多是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推动自由贸易政策。危机时期出现时，自由化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而原先实行保护政策的国家，受到的冲击较小，可以趁机实现赶超。守成大国霸权地位受到新兴大国威胁时，往往又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英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后转向保护主义，在大萧条期间更为明显。美国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追赶过程中，一直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后开始选择了自由贸易政策。随着德国、日本、中国的崛起，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力量开始占据上风，主张对贸易伙伴进行制裁，石油危机后，美国分别对日本和德国等国发动贸易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是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一旦某种经济现象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反复出现，那它大概率是由结构性矛盾引致的，周期性的因子起到强化或者弱化的作用。如何从全球，从货币、贸易和金融制度层面分析全球失衡的底层逻辑，从全球和历史的视野看待当下的中美贸易摩擦？

二战后国际秩序形成与美国霸权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签订了《凡尔赛合约》，意欲摧毁德国再次强大的经济基础，以维系欧洲大陆的和平，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过分地关注政治目标，而忽视了德国之于欧洲经济的重要性和欧洲经济的统一性。“德国是欧洲经济的中枢，那么，摧毁德国经济的基础，就等于摧毁了欧洲经济的中枢神经”（凯恩斯）。德国的经济困境致使极端的民粹主义兴起，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又一次在欧洲大陆上掀起了血雨腥风，仅仅过了20年，更具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二战之后，人们开始吸取教训。一方面，战胜国不再对战败国制定掠夺性的合约，反而对战败国经济的复苏施以援手，如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援助日本的“道奇计划”；另一方面，欧洲大陆的老牌强国实力大不如前，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强国，GDP总额占全球的比重近50%，是唯一有能力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大大增强了其制定全球规则的话语权。

19世纪末，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就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从人均角度来看（图2），一战前夕，美国超过英国。但是，综合国力上，特别是金融实力上，美国仍然要到一战前夕才实现赶超。从图1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GDP总额虽然在2014年时就超过了美国，但是从人均GDP角度来（见图2），中国与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的距离。

长期以来，美国一贯行使的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在二战之后，以史为鉴，美国一改此前的“孤立主义”倾向，主导建立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政治上主要体现为联合国的成立，经济上则体现为“三大支柱”——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建立，它们在促进全球经济、货币和金融交往，它们在解决各种纠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也因此获得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将二战后的美国称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国家。

二战后的贸易：从均衡到失衡，从自由到保护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原则的制度框架。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设立的GATT于1948年正式生效，其宗旨是采取多边主义原则以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通过削减关税和其它非关税壁垒，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

自1947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各国关税壁垒不断消除。经过7轮谈判，至东京回合谈判结束的1979年，美国平均关税下降了92%（图3），世界银行（1987年）的数据显示，东京回合谈判之后，美国加权平均关税为4.6%。到80年代初，美国、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的平均关税已经分别下降至4.9%、6.0%和5.4%，这极大地促进了贸易规模的扩张。

如图4所示，自1960年代开始，商品贸易总额及其占全球GDP的比重不断攀升，1960年代中后期加速扩张，特别是70年代初期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及爆发，出现了明显的结构突变。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货币完全摆脱了“金色的镣铐”，从而成为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加速器，它同时也催生了更大程度的不均衡。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汇兑本位制的约束下，二战后至1973年，经济增长与贸易扩张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相得益彰。一方面，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本身就有助于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有助于贸易的顺利开展。这是因为，在蛋糕越做越大的时候，一切经济行为似乎都是合理的，而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政治家们推卸责任最容易的方法便是将视线转移到国外。

这段时期，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由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同，没有出现显著的贸易失衡状况。而且，产品的相似性和互补性是该阶段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贸易带来的产品多样化与增长中的需求正好相匹配——产业内贸易降低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政治成本。

有研究发现，贸易保护申诉数量其与宏观经济条件呈反向关系，在GDP增速较高，失业率较低和产能利用率较高时，产业保护的申诉数量也较少；当内需不振时，“开源节流”思维的结果就是贸易保护主义——鼓励出口、限制进口。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进入到10年滞胀期，保护主义情绪开始在各国不断发酵，非关税壁垒成为阻碍国际经贸交往的主要形式，如有序营销协定（Orderly Marketing Agreements）、进口配额、自愿出口限制、补贴和反补贴、倾销和反倾销等等。

如图5所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到1986年，发展中国家贸易品中受非关税壁垒影响的比例高达57.6%，非关税壁垒在不同品种中的覆盖率均在55%以上，最高者达到64.5%。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则较低，整体覆盖率为17.5%，其中食品类的非关税壁垒覆盖率较高，为42.8%。

非关税壁垒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贸易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这集中体现为美国与日本、韩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其中最旷日持久的莫过于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它几乎伴随着日本崛起的全过程，又因为美国与日本之间特殊的同盟关系而呈现出“一边倒”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