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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一唯:日韩慰安妇问题就这么和解了?别忘了……
关键字: 日本慰安妇慰安妇问题日韩慰安妇协议数度被民意翻转的“最终且不可逆”
另外一个使得慰安妇成为问题的因素,便是日本邻国产生的巨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最终且不可逆”这样的词汇在日韩近二十年来达成的协议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日本政府一直希望一举解决日韩之间有关历史问题的悬案,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也许“最终且不可逆”很可能会因为民意的反弹而成为“暂时且可逆”的。
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首次出现了“完全且最终的解决”的词语。该协定以日本一次性提供韩国5亿美元资金方式试图将日韩政府间、民间的赔偿请求一笔购销,5亿美元相当于当时韩国两年的国家预算。但是当时的朴正熙军政府压抑了民间的不同声音,日本似乎也有着“最终解决方案”遭民意翻转的隐忧,因此一直站在韩国军政府的一边,援助朴正熙政府及后续的军政府。此举也饱受韩国民主运动人士的诟病,而其中不少活跃分子在卢武铉担任总统时期得到重用,因此不难想象随着韩国民主化的进行,“最终且不可逆”必然会遭民意翻转成为“暂时且可逆”的。
虽然日本的“战后”似乎早已结束,但对于韩国而言“战后”在民主化之后才算真正开始。韩国于1987年发表《民主宣言》,此后长期以来被压抑的韩国民间的不同声音终于得到了发声的机会,公民团体对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增加。1991年支援原慰安妇的公民团体“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简称“挺对协”)成立,此后影响力不断增加。(现在位于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的少女铜像也是该协会于2011年12月纪念第1000次集会时竖立的。)
1990年5月韩国总统卢泰愚即将访问日本,韩国的女性团体第一次发表了要求日本政府追究真相并谢罪和补偿的共同声明。1991年12月6日在民间团体的援助下,韩国的原慰安妇金学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此后不得不倾听民意的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政府追求真相,慰安妇问题开始由民间问题上升为外交问题。
1992年,日本时任首相宫泽喜一在和韩国总统卢泰愚的首脑会谈中表示了对慰安妇问题的道歉和反省。并下令内阁调查有关“慰安妇”一事。1993年8月日本官方长官河野洋平发表了承认日本政府、军队责任的“河野谈话”,并于1995年7月,日本政府以民间捐助的形式成立了“亚洲妇女和平基金会”,到2007年该基金会解散为止,一共向285名原慰安妇(其中包括菲律宾211人,韩国61人,中国台湾地区13人)提供了每人约200万日元的的赔偿金,并附上首相亲笔的“道歉信”。
事情至此似乎暂时告一段落,韩国时任总统金泳三也认为“不再需要日本政府的物质补偿了”,表示了对亚洲妇女基金会的肯定态度。但是“挺对协”表达了反对态度,认为这并非出自日本的国家赔偿,抵制了“亚洲妇女和平基金会”的赔款。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首脑会谈中接受了日本对韩国的道歉,并约定韩国政府今后不会再提出历史问题,表明双方终结历史问题争论面向未来的态度。
虽然韩国在政府层面释放出了充分的善意,但是政府的决议被民意无情地翻转。虽然卢武铉总统在就任初期表示“任内不会公开提及历史问题”,但是迫于民意不得不在2005年表示,慰安妇、原子弹受害者、萨哈林岛的残留韩国人都在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的规定范围之外,有权向日本提出个人赔偿的请求。
后任的李明博总统也落入了同样的“方程式”,在就任初期表达了对日友善的态度。但韩国宪法法院在2011年认为韩国政府对慰安妇的个人请求权的不作为的行为是违宪的判决,逼迫李明博不得不转向强硬态度,在日韩首脑会议上向日本的野田佳彦首相提出了要求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的要求。
朴槿惠总统由于其父的原因,带有承担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责任的“原罪”,因此她上台之初便不得不重视慰安妇问题希望避免因为无视慰安妇问题而被戴上“亲日”的帽子,一早便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
28日,韩慰安妇团体谴责韩日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是“外交勾结”,受害慰安妇老人李溶洙(左二)代表其他受害者表示不接受协议。
基础脆弱的“最终解决方案”
此次日韩之间签订的“最终解决方案”由于事前缺乏与相关公民团体的沟通,并未得到支援慰安妇的公民团体的充分认可,因此其执行效果将完全取决于日韩共同说服原慰安妇以及相关公民团体的能力。若说服效果不佳的话,“最终且不可逆”的方案想必又要再一次地受到民意的逆转。
此外除了慰安妇问题以外,日韩之间的独岛(竹岛)问题的争议,以及韩国单方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输入的贸易纠纷,若两国政府处理不当,相关争议的发酵很可能也会动摇慰安妇“最终解决方案”的基础。我们还不得不看到日韩协议受到日本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弹,虽然日本朝野都对此次日韩协议表示欢迎,但执政党自民党内部的保守派认为安倍做了太多让步。因此就在双方协议发表的当天,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便不得不“被迫”参拜靖国神社,以显示首相安抚保守派的态度。
由此观之,日韩间对于慰安妇问题的最终解决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似乎非常脆弱,这更需要两国领导人更加谨慎地处理日后外交上的问题,来努力维持“永久解决”的状态。日韩间此次协议也给我们许多启发,尤其是在大众民主时代,如何保持外交的独立性不受流质易变的民意的过度操弄、如何在外交谈判中考虑政府之外的公民团体的声音,都是今后各国都需要面对的普遍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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