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茅于轼先生惹人关注，由于观点越来越离谱，他的演讲也遭遇越来越多的抗议。抗议者多是被称为“左派”和“鹰派”的人士，他们痛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怀念毛泽东时代。

支持茅先生的人则称赞他坚持己见、大胆敢言、不向反对派妥协。这令人想起了当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坚持斗争的共产党。

但茅先生又被称为“右派”，从左派反对他的激烈程度上看，他还应该是大右派、极右派才对。

检查一下茅先生的立场。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宣扬民主，挑战威权，推动自由化，批评现行体制。这次长沙演讲，他从五四的意义讲起，认为九十多年过去了，五四的民主理想还没有实现，因为政府欺骗人民，人民尚未觉悟。他挑出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语，说这完全是逻辑错误，既然是人民民主，就不能是专政，应该将专政去掉，实行人民民主…

想象一下，假若今天再爆发一次五四运动，当局又抓了学生，茅先生一定支持学生、声讨政府。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发生工厂罢工、商界罢市、市民上街，他会怎么做？这位一直都很刻意地启发人们要把政府利益和国家利益区分开，把政治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的民主导师，难道不会利用这个机会推动人民与政府进一步对立，甚至寄希望于顺势推翻现政权一举实现他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吗？

那么，他和1919年反对北洋政府、1949年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人们不正是同一派的吗？全世界人民作证，这一派难道不是经典的左派吗？怎么成了右派了？

反观左派这一派，就没有这个自相矛盾、原地转圈的问题，他们一直就是正统的左派。他们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集团，在国内反对资本主义和买办集团，代表劳工利益反抗剥削制度。这个立场从1919年到1949年一直如此，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集团又卷土重来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和买办集团又东山再起了，茅于轼们正是这些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劳工阶级的死敌，因此必须给予痛击。想到阶级弟兄们在资本家剥削之下牛马不如的悲惨境遇，他们怒火中烧，仇恨满腔，正好这位“大胆敢言”者跳出来了，那就对不起了，好话没有，砖头手榴弹成堆。

茅于轼们应该明白，这一派才是中国真正的民主派，也就是始终如一坚持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这一派。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从一百多年前的“所有国家的殖民地”（孙中山语），到今天的“世界工厂”，中国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苦力国家、劳工国家、人民国家，你非要拿西方贵族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的那一套本质上反人民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到中国瞎比划，生搬硬套强行推销，为做这些事还从美国人那里领奖拿钱，也难怪会挨骂了。

所以，问题就出在“右派”这里。他们的言论并不是因为“大胆”、“有勇气”、“有个性”才如此，而是因为指鹿为马、左右不分、自相矛盾才遭人抵制。面对一只鹿，你支持鹿的奔跑是左派，反对鹿的跳跃是右派，可是你硬说这只鹿是一匹马，那就什么派都不是，若非要自认右派，那就是伪右派。

我多次说过，关于中国这个“鹿”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是个彻底的“人民共和国”。这并不是只停留在国家名称上的“政治正确”，而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全体国民无一例外都是真正的人民，没有任何混在“人民”名目之下的“假人民”，因为那些曾经不属于人民的大地主、资本家、旧贵族都被彻底消灭了，作为一个阶层早已绝迹了。我很奇怪为什么很多人都忘了，毛泽东当年的“灭资兴无”都是真刀真枪干下来的，不是闹着玩的走过场，到文革时期，连资产阶级的“红色代理人”都没放过，属于彻底的斩草除根。这么大的事，怎么就好像没发生过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却是事实。

在毛泽东时代，西方的民主叫“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叫“资产阶级法治”，市场经济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说得明明白白，暂且不论是非对错，但却点出了问题本质：所有这些都源于资产阶级，而不是源于无产阶级，在一个只有无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而且不断斩草除根式地“灭资兴无”的“人民共和国”，所有这些东西既没有起源，也没有基础，都不能直接照搬。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和初步发育起来的市场，也都没有改变中国的“人民共和国”性质，更没有让中国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不仅如此，我所说的那个“私权力阶级”、“私权力板块”到底能不能从一个自古以来就缺乏其前世、近代以来又被杀死了今生的人民国家中再生出来，还是个更大的问题。

马是马，鹿是鹿，西方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差别巨大，无法视为同类。中国的左派纵有天大的立场问题，但却没有脱离现实，而伪右派们纵有天大的学问，但却犯了最基本的事实判断错误。

关于中国的现实深植于历史当中，而不在经济学的数学公式当中。越是用那些玄而又玄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社会现实，越是近乎于捣乱。

所以说，中国左右两派之所以难以调和，其实并不在立场过于对立，而在于伪右派在中国政治问题上的无知或故意。

什么时候伪右派们懂得正视中国现实了，开始认真看待“人民经济”和“人民民主”了，无论立场如何右，都没问题，起码可以和左派相互调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