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前，关于蔡英文如何表态“九二共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其实想想看，如果蔡英文今天说“支持两岸统一”，没人会相信她的话；那么她是否说、怎么说“九二共识”，也就无关相信与否。既然如此，各方还这么关注蔡说些什么，等于给她一个表演的机会；这场表演事关她的政治前途，为了抓住观众的眼球，聚合自己的演说张力，她自然不会在事前松口。

但这也无妨，政治之所以让人失望常由于它的心口不一，台湾选民几乎是在政治人物的欺骗中认识政治的。就这个意义来说，“台独”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毋宁是政治信心危机的反映，所以它夹杂不少看似悲壮的冲动，而以对岛内外政治秩序的冲撞来体现，这反而逆伤台北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条件。

年初蔡英文虽然获得大选胜利，但未必代表民意

再说，固然蔡英文是以56.12%的得票率拿下台湾未来4年的执政权，但她同时也是台湾历次大选中最低投票率(66.3%)的胜选者，有633万成年选民放弃这次投票。而既然蔡只是以27.3%的民意支持度上台，那么她的诉求对象就难以局限在一群还不到3成的台湾民意中。这正是选举民主制的吊诡处：“新民意”胜出者，既无法代表多数民意，也无法回应多数民意。蔡演说所诉求的范围远大于选举民意，甚至不惜背离选举民意；这种选后背离民意的现象，已在包括台湾的全球范围内得到实践证明。换言之，蔡演说不(只)是为了满足“新民意”的要求，更要紧的是应付华府、东京和北京。这是她闪避“一中原则”，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中原则”，而导致含糊其辞的根本原因。

在许多台湾人眼中，大陆是“一党专政”，而蔡的任何措辞或转向，都可以轻易被“中国打压”这个公式合理化；却没有想过大陆体制本身就是回应民意的结果，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民意被选举体制稀释或背离的情形。

更重要的是，大陆对台湾的地缘引力，构成台北历任执政者的政治压力，无论台北执政者是经由什么体制产生。这说明两岸问题根本不受岛内选举的制约，于是惯以选举民主制思考问题的人，就很容易被对立和丑化大陆的宣传所影响。同时，岛内不同立场的人或政党，也轻易被这种片面的民主体制所制约，而成为异己者污名化的对象；于是后者自动限缩能量，而难以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洪秀柱就是个例子。如此一来，台湾社会经过旨在“去蒋化”的民主转型后，形成执政者代表的民意日趋萎缩，而体现的民意日趋保守、甚至偏激的现象，这尤其表现在台北的两岸政策上。

在今天回顾两岸关系，发现一种对比情形：即表面上两岸由军事对抗走向和平交流，但同胞意识却由认同走向淡化或疏离。这种两岸民间“异族化”的意识主要发生在台湾单方面，比较二战后的两韩和两德，就显得很特别，因为不曾有过“去德国化”或“去韩国化”作为任何单方面的政治方法。

这或许能从地缘政治来找到解释。在欧洲方面，维持政治地盘割裂、中心弱小、周边大国相互制衡，是实践大西洋彼端——美国的最大利益。“马歇尔计划”是叫欧洲复兴以防止苏联势力蔓延，可没叫欧洲统一强大以至排挤美国在欧洲的利益。苏联既倒，英法德三强鼎立总比法国独霸欧陆、甚或欧陆统一的格局要好，华府自然不反对两德统一，遑论“去德国化”，好歹可以让德国“过剩”的国力消耗在内部差异的整合上。反之，分裂的德国将是东西两方不同宗教、种族、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地缘温床，一旦问题恶化，必然耗损甚或失去华府经营欧洲的战略利益。然而，美国霸权在欧洲还是遭到不一般的挑战。

蔡英文“访美”

随着苏联集团的瓦解，“北约东扩”的确伸张了美系地盘，但十年后的极端伊斯兰恐攻和接踵而至的难民问题，又深化欧洲各国的从属自觉与省悟。伦敦当前出现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长，其实是这种地缘意义的体现。从这个层面来看，近年来欧洲大国拉结中国以对冲“穆斯林化”的压力，除了眼前的经济需求，还有着文明因素上的需要。也就是说，欧洲正尝试中国作为调和“文明冲突”的可能，毕竟中华文明是当今人类三大文明体系中相对有包容性的。如此来看涵盖三大文明的欧亚大陆，说当代中国是“文明型大国的崛起”，就有着全球地缘经济、政治和文明的深刻意义。

在东亚朝鲜半岛方面，北韩除了不很成熟的核武以外，综合实力远不如南韩；如果不是中俄为防御美系势力压境的战略需要而容许它的存在，朝鲜半岛的统一也不会悬宕到今天。但另一方面，一旦美国在西太平洋阻却中国崛起的战略成本高于战略收益，且形成不可逆转之势，华府必然寻求北京的战略和解与合作。前阵子的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是不小，萨德系统也声势浩大，但首尔本身也有地缘利益的考量，唯“去韩国化”不在考量之列。历史证明，过去的日本和当今的美国，都没能在东北亚的地盘上做到“去韩国化”。

长远来看，朝鲜半岛的统一最有利于韩国政经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跃升。但首尔倚赖远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来和近在眼前而背后有中俄的平壤对抗下去，那种美好愿景就不可能达到，反而可能落个两头空──毕竟华府出卖盟友的纪录已史迹斑斑。反之，如果首尔取得北京谅解或暗助，实际摆脱美系势力牵绊，进而主导朝鲜半岛的统一，则必然由于地缘因素而得到中方支应，成为牵制日本的东亚大国。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考虑，首尔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现实上，“中韩自贸区”这块干货比TPP管用得多；反观台湾因为两岸服贸受阻而空望TPP大饼的窘境，可知岛上仇韩抵陆的氛围，其实是政治博弈的产物。

日本是全亚洲唯一参加二战法西斯轴心的国家，且战后并没有像德国那样悔过自新，并在战前侵略中国的领土上不依不饶。也就是说，日本的战后路线决定它难以融入“亚洲命运共同体”。从地缘上看，由于中国崛起，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不但不如中国，还可能被韩国取代。在东京当局的思考下，与其承认历史罪行而影响“国民信念”和“国际形象”，不如充当华府在西太平洋的打手和反中先锋。如此既可在美系世界体系中巩固身价，又可在华府掩护下兔脱历史责任的承担，“新安保法”就是这种地缘政治思考的产物。当然，这前提得是美国顶住它的西太平洋体系；其次，东京还有“南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