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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李登辉图谋追随日本“脱亚入欧”?
关键字: 钓鱼岛钓鱼岛局势最新消息李登辉李登辉访问日本李登辉钓鱼岛言论李登辉安倍晋三出于选举考量,绿营至今未公开声明放弃南海及钓鱼岛主权;但同是台湾“选举”出品的李登辉,近日又公然声称钓鱼岛属于日本领土。当然,李登辉在过去还需要选票支撑其“大位”的时期,并不如此公然表态。这说明选举政治某种程度的欺罔性,同时也说明膨胀选举正当性的虚妄。
7月22日李登辉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发表题为《台湾的典范转移》的演讲,他说台湾数百年来接受外来政权的统治,直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刺激,才开始“新时代台湾人”的自觉。他将台湾的民主改革等同于“去中国化”工程,说台湾在他领政下“脱古改新”,打破虚幻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成功建立“台湾认同”的新典范;又说台湾的新典范就是“多元族群共存社会”,取代了“少数统治下的族群对立”的旧典范云云。
李登辉在日本演讲,主张摆脱中国法统约束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教育部长”吴思华说去年2月公告高中课纲微调后,一直是“中华民国”史观与台湾史观的对立,“教育部”希望透过各种方式达到互相理解云云。而所谓“‘中华民国’史观与台湾史观对立论”,其思维方式就是源自李登辉领政时代出品的“同心圆史观”,正如《台湾的典范转移》一文所说:“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就是台湾与‘中华民国’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但李登辉没有解释同属他认知的“外来政权”,为什么只有“中华民国”能刺激他的台湾人自觉?而日本帝国却不能刺激他自觉是个台湾人,反而驯服他自称是日本人,并加入“大东亚圣战”的日军序列?
“‘中华民国’史观与台湾史观对立论”是个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伪命题,其实质是中日之争,更确切说是中西之争或中美之争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表现形式。“李记典范论”说五千年中国史就是“一个中国”的历史,每个朝代包括“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延伸,这话表示李登辉明白台海两岸在“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延续性。
但也正因为这种历史沿续与法统继承,某些台湾人产生焦虑症,亟欲摆脱“一个中国”的脉络,例如自比摩西的李登辉就想带领台湾人“出埃及”。李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历史从皇帝以降至夏、商、周……明、清等一脉相承的帝国体制;而且,他说这些帝国政体无一例外地重复着进步与退步的“托古改制”,实际却是“托古‘不’改制”,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亚洲式发展停滞”的模型。
连鲁迅的片言只字也受李登辉错爱,被引用来“旁证”中国五千年政体的封闭性与民族的保守性。李说:“共产革命带给中国的,不是让中国摆脱亚洲式的发展停滞,也不是摆脱中国,而是一种中国传统霸权主义的复活,以及痴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现。中国的五千年历史都是在一定空间和时间之中,一个朝代与一个朝代的连结体。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历史的延长而已。历代皇帝大多忙于巩固权位、开疆拓土和掠夺财富,很少为政治改革而努力,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是中国历史的延长,包括领土、人民、文化、主权等,难道台湾不是中国历史的延长?难怪反课纲微调的人会在马路上写着“‘中华民国’滚回中国”。可李登辉正是“中华民国”选举体制的产物,其所谓民主改革也只是“去中国化”而已,他还能“滚回中国”去吗?
于是,李登辉所谓领导台湾“脱古改新”的历史大业,就是“切断‘托古改制’余毒的亚洲价值,摆脱‘一个中国’、‘中国法统’约束,开拓台湾成为具有主体性的民主国家”。但是,他却紧抱“中华民国”这个古号不改,还支持他的爱徒蔡英文参选“中华民国总统”、“维持两岸现状”,继续重复“亚洲式发展停滞”。而尴尬的是,马克斯‧韦伯死于1920年,鲁迅死于1936年,就算这两人对中国的旧认知有理,他们也没来得及看见共产革命后的新中国。
中国皇帝制度已被中华民国终结,反而是李登辉崇拜的日本还存在天皇制度;那么,“中华民国”这个“延续中国法统的政体”,只是被李登辉错爱的“囚禁在幽灵围墙中循环演出的戏剧”?只是“在古国之中螺旋前进的无聊表演”?那么作为“中华民国”产物的李登辉不是“中国传统霸权主义的复活”?不是“痴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现”?难怪他“主政”台湾时,透过多次“宪改”而让自己掌握党、政、军、特大权,以制造“人民直选”为名的超级“总统制”。唯有如此,他才有权终结“中华民国”的中国属性。
李登辉在日本拿“中华民国”开涮的事实,反面说明选举政治的欺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历史延续性。于是,李登辉作为“中华民国”的产物,既无法滚回已终结皇帝制度的中国,又无法在台湾使“中华民国滚回中国”,就只能在日本官员的启发下声称台海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但即便李登辉使“台湾已经朝向摆脱‘一个中国’,以及中止‘中国法统’的道路迈进”,也不等于他意在“台独”。他的演说结论是台日合作,“典范转移”只是透过文明冲突论隐喻“主权转移”,不然他不会说附属台湾的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从历史和地缘来看,钓鱼岛是日本夺取台湾的锁钥;钓鱼岛若被中国人争回,则日本无法夺取台湾。从时机来看,日本刚通过新安保法,扩军备战脱离其非战宪法已成事实,其在东海、南海再三炒作“中国威胁论”是为新安保法建立托词。而台湾正位于东海与南海的接榫点上,联系到李登辉曾鼓舞东京制定《与台湾关系法》的纪录,可推知7月23日李与安倍晋山的闭门密谈,不能不与这类事有关。
距离2016台湾“选举”不远,这也是为蔡英文将来的对日政策指路。换言之,李登辉说台湾打破“亚洲价值”的神话,其实质是借口“脱古改新”而驱策台湾追随日本“脱亚入欧”,将台湾绑在日美同盟特别是日本扩军的战车上。
李登辉不在乎台湾的“国号”是什么,他的重点是要台湾配合日本的扩张战略。上世纪90年代的“戒急用忍”政策,就是为了避免因台海两岸交流而导致日本的经贸损失,这是他感到一生荣耀与骄傲的“第一次民主改革”。而他所谓台湾亟需“第二次民主改革”,也不是叫“中华民国滚回中国”,而是因为马英九改变他的“戒急用忍”意图,让两岸经贸文化日益交流紧密。将大陆做大,就是相对将日本做小。于是他借口“台湾‘总统’权力过度膨胀”,再度号召宪改“对‘民选总统’的权力设限”,以防台湾“意外”选出让两岸关系进一步靠近的领导人。
总而言之,李登辉的“民主改革”首先是大权一把抓,叫台湾远离大陆;再则是想限制“台湾‘总统’权力”,仍旧为了叫台湾远离大陆。其核心思想就是“同心圆”理论,圆心在日本,不在台湾,更不在大陆。
日本“脱亚入欧”,走上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不归路,才是李登辉抨击“亚洲价值”的真正原因。“亚洲价值”的提出首先源于上世纪东亚新兴经济体例如新加坡的亮眼表现,但那恐怕是西方语境和美制国际体系下的名词,带有东方特殊性的歧视意味,“亚洲价值观”最早还是日本学者提出来的。甚至,19世纪末福泽谕吉就认为日本堪当东亚盟主,以抗衡西方霸权云云。
但自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那一波西方语境下带有排他性的“亚洲价值观”已退居二线。今年3月,习近平在倡导一带一路、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新国际体系的背景下,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习说:“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种全球语境下的中国语言,将全球化与本土化辩证发展起来的新亚洲价值观,就是驱使李登辉赴日抱团的动因。
因此,《台湾的典范转移》一文不但暴露李登辉的“两国论”是日本产物,也侧面印证其后的屋顶论、“邦联”论、“两宪三宪”论等等只是“同心圆”理论影响下的次级品。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辉觉得日本宪法还欠缺“政府暂时性集权的‘紧急权条款’”,又说“‘中华民国’‘宪法’也有相同问题”,这让人想起上世纪被他废除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诸如此类“紧急权条款”的重现,岂是为了应付“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而已?
人们看出支离破碎的李记“宪改”论只是驱遣台湾远离大陆并积极从属日本的臆想,看出李记武士道只是疯狂催促日本役使台湾奔向现代剧场中的战刀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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