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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钟捷:战败国如何对待自己的“受害者记忆”
关键字: 二战战败国日本广岛长崎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大轰炸受害者记忆德国1945年后,作为战后国际边界调整的结果,大约有400万德意志难民和550万名德意志“被驱逐出家园者”从东欧集中回国。在逃亡和被驱逐道路上因饥饿、挨冻、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估计以10万计。这些人回国后,被安排在各州居住,一无所有,从头开始。他们一方面通过把周边道路以“西里西亚路”、“柯尼斯堡路”来命名以保留自己对故土的留恋,另一方面组建“被驱逐出家园者同盟”(1957年),以追诉东欧国家在战后对他们的迫害。
对此,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有所变化,但总体态度并未发生逆转。两德统一前,无论东德还是西德,一般采取缄默态度,不愿因此而破坏两个德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1990年后,虽然科尔总理许诺新德国承认东部界限,但因国家统一而激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却强化了“被驱逐出家园者”问题的敏感性:一方面,“被驱逐出家园者”开始利用各种媒介,特别是在2000年,前述“被驱逐出家园者同盟”成立专项基金会,着手进行文献收集;同年,一个名为“普鲁士托管有限股份公司”宣称将代表“被驱逐出家园者”向东欧国家索赔“违反国际法而没收的德国人财产”。
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对这段过去也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德意志人被驱逐——这是一种反人类罪行吗?”(奥登堡教科书,第13册,1994年)或者“请比较……《波茨坦公告》所确定的‘应该有秩序地、人道地运走(德意志人)’同实际报告中的区别。你们如何解释计划与执行之间的差别?”(《回忆与评价》,第10册,1992年)对此,东欧国家自然做出强硬回应,如波兰议会在2000年通过决议,要求政府重新向德国提出战争赔款问题,捷克领导人则公开宣称战后驱逐政策就是“对希特勒在捷犯下罪行的‘正义复仇’”。
满目疮痍的城市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政府的表态尤为及时。2003年,时任总统约翰内斯·劳在访问波兰时表示,“欧洲人应该共同重新评价和记录发生在20世纪的欧洲一切迁居、逃亡和驱逐事件,让公众了解它们的起因、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后果。而所有这些只能在和解和友谊的精神下实现”。次年,时任总理施罗德在波兰和捷克都表示,历史“不会被忘记、被排挤”,但也不应该成为共同未来的障碍。(《人民日报》,2004年10月20日)作为保守党领袖的现任总理默克尔虽然支持在柏林修建“被驱逐出家园者纪念碑”,但同时表示,这种怀念属于对过去历史的回忆的组成部分,“德国不会淡化过去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上述两个例证中,当事人确实属于二战的受害者,并且随着德国重新统一并崛起为欧洲领袖后,这种“受害者记忆”似乎变得愈加强烈,但德国政府却比较理性地掌握话语权,首先把这种受害经历理解为纳粹政权侵略扩张的负面结果。换言之,无论是在“德累斯顿轰炸”中不幸丧生于盟军炮火之中的平民,还是被迫离开东部“家园”的迁徙者,他们的所有不幸,如前总统魏茨泽克在1985年5月8日的著名国会演讲中所言,其根源在于“战争之肇始和发动战争的那个极权统治的发端”。
正是由于德国政府在“受害者记忆”问题上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其他国家(特别是此前受到侵略的受害国)才愿意与之寻找对话的平台,共同记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浩劫,而非陷入无止境相互攻讦的恶性循环之中。一言以蔽之,德国政府为二战罪责的道歉与反省,才是和解与共同记忆的前提。任何战败国政府希望反道而行,在未能彻底反省之前,首先要求自己的“受害者记忆”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无异于痴人说梦,不切实际。
进一步而言,回到文首所提事件,日本政府之所以敢于提出这种要求,原因不外乎内外两类。一方面,此乃右翼民族主义者“东施效颦”之举。众所周知,自2005年以来,德国政府成功把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日上升为欧洲各国领袖共同参与的纪念日,其核心理念是“犹太大屠杀”反映的不仅仅是德意志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也代表了欧洲现代性发展中的恶果,即技术发展而泯灭人性。不过,日本政府希望依样画葫芦,大规模纪念广岛长崎遭受核弹轰炸的做法,只是学到了皮毛,未及肌理:因为欧洲其他国家之所以愿意共同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害者,乃是建立在德国政府首先认罪反省的基础之上。就这一点而言,任何纪念广岛长崎的做法绝不可能“与历史问题无关”。
另一方面,此乃国际二战记忆长期忽视亚洲战场的恶果。在欧美主要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亚洲战场通常只是为“太平洋战争”的叙事而服务的,艰苦卓绝的中国战场、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东南亚的各种屠戮都被隐匿不提或简略带过,广岛长崎遭核弹轰炸的叙述或图片则被视作现代性问题的表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大屠杀”相提并论。此举不啻为日本政府自视为“二战受害者”的心态“背书”,却完全不交代美军之所以决定启用核弹,不正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者采用所谓“玉碎”的攻击方式吗?在当时,若听之任之,难道不会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吗?
由此看来,在战败国政府如何对待自己的“受害者记忆”这一问题上,日本政府仍需仔细斟酌,多向德国政府学习,方能开创东亚共同记忆二战历史的新纪元。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亦不可放松监督之责,特别在东亚二战记忆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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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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