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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则成:比本地港独更独的人来自内地
关键字: 香港港独反共民运港英政府分离主义香港内地香港一直都是颠覆基地。从十九世纪末反清的革命党人、解放前反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冷战时的“反共”力量,到一九八九年后的“民运人士”,莫不利用华南这块不受中央管辖的英国殖民地来活动、来反对当时的中央政府。
颠覆之风古已有之,于今尤烈。以往反对者不论多么痛恨当权者,顶多是闹革命推翻现有政权,从未有分离分裂之意。最近反对派直接打出“港独”旗号,或以“本土自决”为幌子暗渡陈仓,这种现象没有发生在殖民地时期,反而出现在特区时代,并非没有原因。
在殖民地时期,纵使伦敦和港英政府对中国没有好感,但为了保障英方在港统治利益,实际上并不希望香港成为威胁北京的桥头堡,否则惹起反弹只会自讨没趣。大体上,发表反清或“反共”言论可以,行动则受限制或遏止。如不准被清朝通缉的孙中山入境、限制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活动,或是禁止一些敏感的电影上映,显然英方无意过份剌激中国。“港独”既对殖民者无益,也不容于中国,因此英方从来不准多谈。
自英国人降旗回国后,要防止颠覆,只能靠在香港和内地设置机制。在一国两制下,《基本法》二十三条尤为重要,这一条明确规定特区政府应自行立法禁止叛国、分裂、煽动和颠覆。可是,特区政府2003年推动国家安全立法却一败涂地,迄今仍不敢旧事重提,让香港成为全中国唯一一个国家安全几乎真空之地(另一特别行政区澳门已通过二十三条)。“港独”在言论自由的包装下,开始冒出。
1997年之后,香港形式上回归了,但人心尚未回归。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说起过一件既可笑又可悲的真人真事,十年前他问一班大学生:“作为香港人,我们的首都在哪里?”这问题明显是那些二十七、八岁本地优秀年轻人所没有想过的。等了好一会才有人说“中环”,另一人说“维多利亚港”,又有另一位说“我们没有首都”。众说纷纭,但大家都知道那些不是正确答案。最后一位女同学以怀疑的口吻说:“北京?”几经讨论,最后大家才勉强同意那是正确答案。
陈启宗说得对,要谈爱国,必须从国家意识谈起,没有国家意识何来爱国?在香港出生的人,绝大多数是没有多少国家意识的,理性、感性均缺了认知、认同。1997年前没有,今天更加乏善可陈,绝少港人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问题。
港人缺乏国家观念、不知国家安全为何物,其一后果是西方势力继续在港横行。说来讽刺,昔日英国人统治香港时,对中国还有所忌惮,今天港人治港反而对北京百无禁忌。香港长期处于西方阵营,港人惯于在西方轨迹上行走,唯西方马首是瞻,开口民主自由,闭口普世价值。既不知家国历史的坎坷,也不明百年沧桑的阵痛。对西方介入香港事务习以为常,对西方支持“占中”、在“立法会”寻找代理人视而不见,甚至乐见其成。难怪西方乐不思蜀,继续在港发功,力图把香港变成台湾、西藏、新疆、南海之外另一牵制北京的棋子。回归以来,香港诸事不顺,西方难辞其咎。
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港人欠缺国家观念,没有爱国情操,对内地无知冷漠不怀好感都是事实。可是,港人从来也没有仇恨内地。现在本土派贬斥中国人为“强国人”、辱骂内地同胞是“蝗虫”、甚至编造“香港民族论”幻想独立,这不是香港反对派历来的作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一向实际、不钻牛角尖的港人,突然被意识形态蒙闭至此,高谈阔论独立起来呢?
答案可以从提倡“港独”或自决的激进本土派身上找到:他们根本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或者不是一般典型的香港人。
且看在春节旺角暴乱的前线人物梁天琦的例子。他是激进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就读香港大学,参与暴乱令他一举成名,更在稍后的“立法会”补选中赢得超过66000票,虽落败但人气急升。由于香港法治程序耗时,虽然他已被控涉嫌触犯《公安条例》暴动罪,一天未定罪,他仍可以角逐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
香港激进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
梁天琦及支持者以反内地人闻名、骂他们为“蝗虫”、反水客、踢游客的行李。谁料补选过后,梁天琦自揭身世,母亲原来是新移民,来自湖北武汉,他一岁时随母来港定居。自己出生内地,反而变成反内地的急先锋,骂比自己后来者掠夺香港资源,如此荒谬虚伪,怪不得惹人责难。
据访问梁天琦的网媒称,他父亲是香港本地人,在中学教中国历史,去武汉考察时认识他的母亲,结婚后申请她来港,来港后一直做家庭主妇。梁母爱好中国文学,小时候就教他唐诗宋词,介绍他看钱钟书、沈从文的书。但中国对他而言,仍然很陌生。梁说:“明明我住的这里叫香港,大家都说我是香港人,我也没怎么回去过中国,我真的算中国人吗?”他这样回忆小时候的困惑。他记得5岁和13岁时,曾两次跟母亲回武汉,但除了看到下雪,自己对内地“没什么印象”。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梁天琦六岁,他说自己曾模糊地想过“为什么香港要回归中国”,“为什么原先香港的‘蓝色旗’会变成‘红色旗’”。
梁天琦受“反共”的父亲影响甚深。 “他‘反共’,但很爱国,每次投票都是投给民主党。”父亲特别喜欢研究从晚清、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建国,到日本抗战、国共内战的历史,从小在家里给儿子上历史课。 “爸爸的核心是‘反共’,他经常得出的结论是:经过前人革命努力,终于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但因为国共内战,共产党夺权,新中国民不聊生,贪污腐败。”梁天琦说自己多少从父亲那里遗传了“革命情怀”,中学时他同样选修中国历史。他说,读晚清史,读到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为抵抗外敌、挽救民族危机而发起“戊戌变法”,最终被杀牺牲时,他曾经哭了:“我心想:为什么我们老被人欺负?” 他没有解释“我们”是指谁。他后来考大学,选择香港大学,他说是因为“那里出了一个人,叫孙中山”。
梁天琦受父母灌输的思想,在香港肯定是异数。一般学生欠文学修养、历史知识贫乏,中国有多少个省份往往都说不出,更遑论被康梁感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受阻,梁天琦具有一般港生没有的视野,原本可以让他出人头地,可惜他判断有误、走入歧途。
梁天琦其实并非例外,很多本土派的活跃人士也是新移民来港。岭南大学的罗冠聪是“占中”期间的学生领袖,曾任“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现任新政团“香港众志”主席,他六岁时由母亲由广东省带来香港。激进团体“热血公民”成员郑锦满生于潮州,一岁时来港。刚卸任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的冯敬恩,去年多次带头冲击校委会,他在新加坡出生,母亲来自内地曾任职共青团,外公更是高干。
来自内地者比香港人更反内地、“反共”,打着红旗反红旗,真是奇怪。香港人对内地冷淡,虽不存爱国心,但也不会有强烈憎恶之情,所以从来未出现分离独立之议。反而是较了解国情者,或因自身或家人在内地的不幸遭遇,或因恨铁不成钢的自卑心理作崇,逆变为数典忘宗之辈,如此一念之差,实在亲痛仇快。也许他们觉得背负中国人身份的“原罪”,就要比其他人更仇视中国人,方可洗刷污垢罢。要做到比白纸更白,或是英谚所说的“要比教宗更神圣”啊!
我认识一位非常熟悉香港的内地学者,他的分析很有见地:“大陆去香港的人大多数都对共产党有特别的仇恨,其中一些人也确实在大陆遭受过苦难。他们比一般香港本地人对北京更仇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从大陆跑到香港的人受过共产党的迫害,在政治上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但是他们本身又难免受到共产党当年斗争文化的熏陶。结果这些人成为一种怪胎:他们本身是红色文化的受害者,但同时又是‘红旗下的蛋’。他们继承了当年共产党的斗争文化、土改文化和红卫兵文化。这批人比一般本地香港人更野蛮、更没有教养、更好斗。”
怪不得香港乱作一团了。除了西方继续在此兴风作浪之外,内地政治也越过深圳河南进港,利用一国两制的特殊空间,在香港做一些在内地无法堂而皇之做的事,给中央添烦添乱。特区政府碍于势弱,手上又没有保卫国家安全的法律,既不敢又不能用政治和法治对付捣乱分子(“占中”一役,有谁负上刑责?!) 。结果就是香港当下的乱局、僵局与败局。
“港独”虽不是由土生土长的人提倡,但如不消灭于萌芽状态,让其生根蔓延,像台独在台湾般茁壮成长,祸患无穷。香港人自以为聪明务实,必定心神领会,假若我们不自律而让井水常犯河水的话,后果会怎么样?值此14亿同胞奔向中国梦之时,他们是不会容许香港拖后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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