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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哈佛明星教授讲社会公正
关键字:桑德尔:现在任教于哈佛大学。他在哈佛大学开设名为“公正”的通识教育课已经30多年,该课是是哈佛历史上累计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
关于市场与道德,桑德尔举过两个通俗的例子。
一是一个使用市场激励机制的例子:美国达拉斯为鼓励学生读书,规定每读一本书学生就获得奖励2美元。如果这么做短期内学生的读书量可能会增加,但通过这种方法不一定能让学生们感受到读书和学习的快乐。桑德尔认为,在做决定之前,不要只追求短期成果,要关注社会所要奖励的非市场价值。
二是以色列一所幼儿园的例子。在这所幼儿园,家长们总习惯晚于约定时间来接孩子,幼儿园为此困扰不已。于是幼儿园选择的对策就是,迟到罚款。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家长们迟到的现象反而增加。桑德尔认为,这是因为罚款制度改变了家长们的思考标准。此前,家长们对自己的迟到深感内疚,但是实行罚款制度后,家长们就认为迟到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为此付费,这是教师们收钱后需要提供的一项服务。所以,在这一情境下,罚款反而引起道德反感,改变教师、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一门哲学课能多受欢迎? 16日晚在清华大学,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让我们充分见识到了哲学的魅力。只能容纳几百人的清华主楼报告厅挤进近千人,地板、过道和窗台,满满当当都是人。<环球时报》记者提前半小时到达演讲现场,却只能望门生叹:比在北京上班高峰期挤地铁要难太多了。桑德尔探讨的其实就是他的中文版书名《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所提出的问题。桑德尔认为,公正是普通人在生活中都可以体验到的概念。探索最佳方法的道路,就是探索公正的道路。但与他对公正的阐述比起来,桑德尔更大的贡献是提供给学生们一个思辨的可能。正如桑德尔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上所展示的,不断地追问、反问、讨论,打破学生定势思维。难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谦认为,“桑德尔的角色就像是雅典城邦公民广场上的苏格拉底,和那些欢快的、热情的年轻人一起去经历,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17日,<环球时报》记者在北京对这位“现代苏格拉底”进仔了专访。
市场的道德底线在哪儿
桑德尔善用例子引发思考。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开篇,桑德尔就抛出一个例子:飓风之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物价飘升,是否合理。支持者认为,这是市场自由选降的结果,“只是物品和服务所产生的价格索价”。反对者则说,这是贪婪之举,是价格欺诈。同样,在清华的讲堂上,桑德尔也不断追问听众:冬天下暴雪时,雪铲涨价是否合理?那么何种选择才能称之为公正。
桑德尔认为,围绕价格欺诈的讨论都围绕着三种观念展开,他在书中区分了这三种公正的思考形式。第一种是功利主义观,即为了最大的效用。第二种是尊重自由或者说自由选悍的传统。第三种是关于美德和美好生活。他认为这三种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公正的内涵。许可与自由是公正社会的重要组成共同善与美德的价值观也是。公正社会的挑战在于维持多种价值观的平衡,并将它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合力形成一个公正社会的基石。不可否认,市场带给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巨大的繁荣,但市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桑德尔说“市场和道德的界线并不总是清晰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密切关注市场的角色。我们必须要保证市场不会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那些本不属于市场调节的地方。市场主要应该调节汽车、电器等商品的生产,但市场不应该涉足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等由价值观主导的领域。市场的入侵会导致价值观的损伤,比如教育、医疗等领域。
桑德尔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问听众,假如一个人考试成绩不理想,但他的父母很富裕愿意支付“票价”,清华大学是否可以出售录取名额?桑德尔用这个例子意在说明,教育正是一个市场引入会导致腐败的领域。而医疗是另一个这样的领域,比如在北京的医院门口有黄牛向排队的人群兜售挂号。家庭、邻里、教育、医疗等就是生活中市场不应该涉足的领域,这些领域应该多由道德观念来约束,而不仅是市场观念。
每个社会都是不完美的
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市场主导了越来越多的领域,而道德的力量式微。有人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对此,桑德尔说:“这可能是一个发展的阶段,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取得令人震惊的经济建设成就,并拥有日渐上升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要感谢市场的力量。然而,与许多市场社会一样,现时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市场的浪潮下,如何保护好非市场的道德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背景下,发展和强化道德责任感以及社会凝聚力是很重要的。”
实现公正社会,法律能起到多大作用?桑德尔认为,也不能说法律都是公正的。因为“法律的重要性在于为我们共同生存的社会设定秩序。但我认为,认定某时某地的法律是公正的,是一个错误。人们有过的争议很多时候就集中在某个法律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一些法律是公正的,而一些法律不是。对法律公正的讨论、思考和反思才是重要的。”市场有道德局限,同样,将法律和道德完全区分开是相当困难的。桑德尔表示,只要我们关注法律及法律的公正,就不可能轻易地将法律和道德区分开。这并不是说每一条法律的制定在道德意义上就是正确的,只是区分这两者并不容易。
那么,有没有国家实现了桑德尔所谓的“市场公正”?桑德尔说:“市场本身并不能实现公正。市场就意味着存在赢家和输家。市场意味着不平等的扩大,贫富差异的增加。因此虽然市场能够创造富足,但同时也能创造不平等。我认为,就目前为止,最成功的社会是将市场力量与道德责任感结合起来的社会,比如欧洲的社会民主国家。北欧国家成功地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与充足的社会福利、全民的健康保障、充足的受教育机会。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是否存在‘完美’社会的问题,每个社会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确实在经济发展与民众福利之间取得了一个较好的平衡。”
通识教育对中国很重要
桑德尔及其著作《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在东亚大受追捧。他甚至被邀请为日本职业棒球俱乐部乐天巨人队的揭幕战开球。而在韩国,他在庆熙大学举办的讲座吸引了4500人。这样的场景是桑德尔没有想到的。他说:“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没想过它会如此流行。我相信,人们的热情表明他们是想要弄明白一些重要的伦理问题。大家意识到经济成功并不是全部,人们希望生命有意义,希望思索是非、伦理与道德责任感和怎样面对生活中遇到的道德困境。我的著作和开放式课程为这样的人提供与我、学生还有哲学家们一道思考的机会。”
这种追捧,是不是也跟东亚入自认幸福感偏低有关呢。桑德尔说:“我能理解贫富差异对幸福感带来的影响。这种变化在所有实现物质丰裕的国家都出现过。人们很快就发现物质丰裕并不必然意味着幸福。接着人们就会问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幸福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思索带领人们去思考非物质价值观,比如公正、平等、归属感以及共同善等。这些价值观是市场或者GDP本身不能购买或者替代的。相反,随市场产生的物质主义对这些非物质价值
观形成挤压。”桑德尔认为,我们需要努力理解非物质价值观对生存的影响。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对中国和美国而言都是。因为两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是脱离非物质价值观发展的市场社会。人们的努力能否有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关注加强家庭、社区和共同善等非市场价值观。在人人向钱看的市场社会引导人们同时关注两类价值观是非常困难的。但一旦人们实现一定程度的物质丰裕之后,大家就会意识到经济成功本身是不够的。这对教育体系也是一样的。教育的关注点和重要性更多是依靠人灾、哲学和伦理等通识教育维系的,因为这些都是市场无法提供的。
从1978年起,每位哈佛学生都必须修习文学与艺术、历史研究、社会分析及推理、科学和外国文化5个领域的课程,希望学生们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清晰、有效的思考,具备广博的知识、明智的判断力和丰富的生活经验,能做出恰当的道德选择。而通识教育,正是时下的中国教育缺少的一环。
桑德尔相信通识教育相当重要,许多学生在科学、工程学等方面的素养很强,但一个要培养下一代领导者的社会,必须要在通讯教育方面有所建树。因为通识教育使得学生能够学习怎样批判性思维,如何进行伦理判断、怎样与其他人进行自由的对话等。培养下一代的这些技能对于任何要成为领导者的国家也是至关重要的。他注意到,中国很多大学在通识教育、人文教育方面进行探索,因为他们都已经意识到如果要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就必须要培养学生的思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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