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有关中国的论述，往往至少有以下四个缺陷中的其中一个，甚至四大缺点俱全：第一是未能将中国之大与其全球重要性完整联系起来；第二是误解中国变革的深度和性质，这种不可逆转的进程正是世界变革的重要因素；第三是未能考虑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互相依赖将日益加深，起伏跌宕将影响全球化，但“去全球化”已变得几无可能；第四，只认识到中西关系将从互相敌对向互惠互利转变，但中西关系也能互相改变，这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动力和指南。为认清新的现实，我们需要用全新的方式进行思考和探索。

中国复兴不仅是全球化的催化剂，而且可以扩大地球村———开辟新的经济、政治、外交、知识和艺术天地。中国复兴不仅可以扩大中国人在世界的存在，而且可以扩大世界体系。尽管中国与地球村新领域的互动正处于婴幼儿时期，但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当代史上，毛泽东时期是推动中国迈向稳定与和平的艰难跋涉，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致力于发展经济，融入世界体系。对于现任以及之后的中国领导人而言，则是中国在地球村的角色和责任问题。西方对此将持何种态度呢？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顾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第一任行长阿塔利在其刚刚发表的著作《明天谁将统治世界》中，将多名中国知识分子辩论的术语纳入最新思考。尽管民众的狭隘、媒体的过分简化和政客不可避免的姿态，中西之间伟大的对话正在展开。这一对话意义巨大，需要悉心培育。

西方必须理解，中国的复兴不仅关乎自身未来，而且将塑造21世纪地球村的面貌。在未来几十年，如果西方明智对待中国崛起，中西合作可以完美地将全球体系提升到新的水平，但如果西方精英未能拥抱中国变革，西方将失去动力，一个合作的世界将变得更加不可能。

从根本上，西方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维护现状的徒劳之举，二是在深刻变化的环境中再造自己。换句话说，它要么变成这场权力再分配中悲观的看客，要么随着中国的复苏而改变，要么耗尽其资源、防御性地维护现状，要么参与到激烈的变革进程当中。

“以中国为中心”或“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将导致无穷无尽的紧张甚至冲突，世界性的思考与行动将使我们走近和平与发展。与那些片面判断相反，中国不是全球文明时期的障碍。中国传统的世俗主义和人本主义过去曾经启发了西方外交官和文学。曾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的张彭春在起草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埃莉诺?罗斯福主持的辩论中说：“在进步人权思想在欧洲发轫的18世纪，中国哲学翻译曾经激励着伏尔泰、魁奈、狄德罗等思想家反抗封建思想。”

六个世纪以前，意大利复兴重新确认了人的中心地位，开启了欧洲大陆进步、创造和革新时代，中国复兴则发出21世纪世界人本主义运动的信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复兴决不能视为威胁。

雅克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世界和人的发现”一章中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不仅发现了整个世界，同时也发现了人类“自己”。在今天，他的话也可以用来展现中国当代变革的轮廓：经济发展、个人解放，以及对传统的重新解读，已经创造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条件。

中国的开放令地球村更丰富多彩，如果西方接受中国复兴带来的机会，中西结合不仅可以互惠互利，而且可以互相改变，产生无穷无尽的利益和价值。通讯和科技拉短了距离，地球在全球化过程中变小，永久、不可避免的文明对话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也扩大了我们的世界。正是从这些新的无形边疆、从这些未知领域，我们可以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David Gosset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欧中心主任、中欧论坛创办人。本文由魏辉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