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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面对金融乱象,不禁感佩朱镕基当年的英明预见
关键字: 楼继伟讲话楼继伟演讲楼继伟朱镕基楼继伟金融乱象楼继伟金融风险朱镕基金融改革对于第二类的体制机制扭曲问题,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择其要点,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应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推动要素自由流动。近年来城镇化步伐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开,农村土地流转开始试点,土地使用形态的市场化配置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一些低效种植地区逐步退出,农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善。
2017年库存较多的玉米种植面积调减了3.6%,豆类播种面积增长了6.7%。农民虽然辛苦一些,但杂粮、豆类价格更高,收入获得改善。但也应当清醒认识到,束缚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还很多。
在劳动力流动方面,一些城市以户口限制车子、房子、学籍的做法仍较为普遍,不仅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也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效果。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是具有收入分配改善效果的。
201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7,连续两年上升,虽然幅度很小,但说明尽管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实际上人口自由流动仍有障碍,因此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应当考虑去除户籍附带的种种福利,推进“租购同权”,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购房者享有同等待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改善收入分配,降低劳动力成本。
二是推进简政减税降费。十八大以来,我们下大力气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成效固然显著,但从国际对比看,我们的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下一步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是要把握好具有外部性事项的处理,确保“好事办好”。在减税方面,2017年全年财政收入17.3万亿元,增长7.4%。这一增长是具有减税效果的。如果财政收入与10.5%(6.9%+3.6%平减指数)的名义GDP增长同步,全年财政收入应为17.8万亿元,比实际收入多出的约5000亿元体现了减税效应。
考虑到财政收入增长与PPI的关联度更高,如果按去年6.3%的PPI估算,上述测算的减税幅度还会更大。这说明我们的减税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去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8%,PPI上涨6.3%,CPI上涨1.6%,说明压力向中下游逐步传导,税收虽然更多地来自前端,但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是有限的。
进一步分析,仍有减税的空间,应当推动所得税改革,增加企业所得税研发扣除,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避免个税异化为“工薪税”,形成逆向调节。
在降费方面,对于缺乏上位法规依据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类的收费项目,目前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全部清零,但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一类“灰色地带”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应当作为下一步降费的工作重点。
三是加大民间投资保护力度。
2010年开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以消费驱动为主、投资拉动为辅的拐点。实际上,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从国际经验看,后发的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投资、高增长阶段。从我国实际看,虽然近年来居民杠杆率增加较快,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幅仍然高于消费增长,说明储蓄仍在增加。
今后,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要求,居民杠杆率会稳步下降,我们还可以维持一定水平的储蓄率,这为保持可观的投资增长奠定了基础。
下一步,在政府集中投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以加强对产权和契约的有效保护以及提升司法公正为重点,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提供确定的外部环境,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四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高擎全球化的大旗,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共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落实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承诺,继续扩大其他领域市场准入。
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总结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上述要素流动、简政放权、保护民间投资、扩大开放等领域的一系列工作如果到位,我国的营商环境会进一步改善,我们也会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保持在6%以上的较高水平。
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重点说,是因其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
当前,我国M2与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0.01%,美国为1.1%。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
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另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MBS、CDS、CDO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
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
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认为,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仍同美国十年前的场景对比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高层的认识。习总书记在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求,“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我记得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在卸任后同我会谈时说,2006年他上任后不久,就感到金融风险就像将至的暴风雨扑面而来,但社会无共识,自己手中无武器,眼看着风险爆发。
第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认识。习总书记提出要求后,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机构已经行动起来,要求资产回表,收紧同业,严控地方政府变相发债等等,金融机构也在加强风险控制。这说明全社会已认识到“灰犀牛”事件。
当时的美国金融界,除极少数如汉克·保尔森、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等发出警告外,全社会没有共识,“灰犀牛”只是一种现象,整体上没有防范由“灰”变“黑”的认识。危机积累和整治共识形成的速度在赛跑,前者一直跑在前面,直至雷曼倒台,“黑天鹅”出现,整治乱象和救助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共识才逐步形成。
第三,对关键风险点的认识。习总书记早就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实际上是指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每人都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深入人心,而不去管有没有实际能力。在金融市场上,以房贷为底层资产的MBS,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充斥。最终两者交织传染,相互激励,风险爆发。
第四,整体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峰会和财经渠道系列会议,除了合力拯救全球经济外,对加强金融监管迅速形成共识,并不断具体化。我国对主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主要金融机构比较健康,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美国当时没有这个环境,危机爆发时,风险集中暴露在七大主要金融机构。
作出上述比较,绝无幸灾乐祸、盲目自信之意,而是要汲取前车之鉴,特别是我们面对我国特有的风险,如前面所举述的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
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第五,对未来金融模式的反思。横览世界,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一些地方领导以往热衷于发展地方交易市场,现在也发现难以监管,区域性市场难免风险外溢,一旦出险,收拾起来十分棘手,也都在审慎处理和认真反思。我很难对未来的模式作出定性的判断,这里我提出两点,供大家思考。
第一点,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真正回归本源,我们是否必须要坚持大混业模式?是否有能力承接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无论这是因为高额合规成本外溢,抑或是因为过度混业、多重衍生造成的高风险定价。
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大量人才蜂拥而至。去年我受邀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7字班毕业生讲话,心生感慨,结合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励志的话。但另一种感慨讲不出来,当时面对上千毕业生,因为不止本院,还有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兼修金融相关专业。今后,优秀的青年还有多少愿意去做工程师、科学家?遑论公共经济学家。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
- 原标题:楼继伟:面对金融乱象,不禁感佩朱镕基当年的英明预见
- 责任编辑:吴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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