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BBC中文网5月30日报道，美国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于5月30日在美国芝加哥去世，享年83岁。芮效卫是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他曾经用30年时间将《金瓶梅》译成英文出版。

2013年12月，芮效卫翻译的《金瓶梅》（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最后一卷出版，全书共全五册，总长达2500多页。当时已经被医师诊断罹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的“渐冻人”）的芮效卫说，很开心自己能够“活”着完成这项工作，这套《金瓶梅》将是他此生最后一本著作。

美国汉学家芮效卫/资料图

幼年时跟着传教士父亲在中国生活

芮效卫1933年在南京出生，其父芮陶庵(Andrew Tod Roy) 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他的弟弟芮效俭(J.Stapleton Roy) 也在南京出生，芮效俭曾在九十年代任美国驻华大使。

“1930年代，我的父母以长老会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他们先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并在那里接受高强度中文学习。我的父亲学习语言非常具有天赋，他很快就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身份用中文做讲演。1932年，我的父母搬到了南京，1933年我在南京鼓楼医院出生。1936年，我们全家回到美国休假。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南京大学搬到了四川省首府成都，我们也于1938年返回中国，并在成都一直住到1945年。”

2013年，芮效卫在芝加哥大学人文学院出版的校园半年刊《TABLEAU》上回忆了自己在中国的童年，“我的童年时代非常动荡。1938年至1939年，日军空袭成都，每个礼拜总有五六次。幸运的是，那里有非常好的防空警报系统，空袭的时候我们就在院子里的防空洞里过夜。当时我读的是加拿大的学校，学校后来关闭搬到了乡下。我的弟弟（芮效俭）和我就由家庭教师来教，他们是成都其他大学各大院系的老师。从1939年到1945年，我们没有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芮效卫随全家返回美国，因为父亲要回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1948年他又和全家一起回到南京。这时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即便南京和上海也即将处于前线。但芮效卫父母决定留在中国。“我的父母决定，既然他们是以传教士身份来中国，他们的职责就是传递他们的信仰，不该理会政治环境。他们决定看看能否坚守下来。”芮效卫回忆，当1949年5月，解放军解放上海时，他所就读的美国学校里400个学生只剩下了包括他在内的16人。当解放军进城的时候，他正在参加10年级几何考试。

1949年至1950年，芮效卫全家住在南京，那里没有西方学校，只好由大学教授们来教芮家兄弟。“我弟弟和我可以说非常流利的中国话，我们都是从生活的环境中习得的，但我们都不会读写中文。”芮效卫回忆说，当时母亲雇了个专业家庭教师来教他和弟弟中文。半个多世纪后他还能记得他的名字叫赵雅男（音同），他曾帮助赛珍珠翻译《水浒传》。

在这位家庭教师的教导下，芮家兄弟重新学习中文，在那个时候芮效卫才发现自己完全被这门语言迷住了。1950年，17岁的芮效卫在南京秦淮河边一家二手书店找到《金瓶梅》，从此与《金瓶梅》结下不解之缘。他称自己从1950年起就一直是《金瓶梅》的学生。

“《金瓶梅》是全世界第一本描述中产阶级的经典文学”

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芮效卫主修历史并开始研究语言和文学。他想成为一名中文学者。在朝鲜战争时期，他当了两年兵，并被派往中国台湾。1956年，芮效卫离开军队重新回到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在哈佛大学以及之后的普林斯顿，芮效卫都是教授中国文学。

为了能很好地研究《金瓶梅》，芮花了近两年时间为每一行诗词、每一句谚语做卡片索引。最后做了几万张卡片。有人问芮效卫：为什么不雇个研究生帮你做？芮效卫的回答是：“我知道他们干不了。后来无论读到什么中国古代戏剧和诗词，我都能辨析出是否在《金瓶梅》里出现过，很快找到索引卡片。那些卡片上写着我的翻译和注释。没有这些索引工作，我不可能完成最后的翻译工作。我还读了所有能找到的《金瓶梅》之前的中国古代小说和戏剧，那是巨大的工程，但是我会继续去寻找那些诗词的线索。”

对于“金瓶梅”的无法忘情，让芮效卫在后来的汉学领域中针对《金瓶梅》做深入的研究。直到1981年，好友余国藩邀请芮效卫为其英译本《西游记》校阅时，芮效卫第一次燃起翻译“金瓶梅”的雄心。

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的芮效卫于1982年决定着手翻译《金瓶梅》，从1982年开始直到2012年才完成了《金瓶梅》足本翻译工作。最后一卷于2013年9月出版。

芮效卫强调，《金瓶梅》绝对不仅只是一本“色情书”，他认为《金瓶梅》是全世界第一本描述中产阶级百姓生活的经典文学，而且书中对于一般百姓的生活状况，包括服饰、食物，甚至葬礼，都有非常仔细的说明。

芮效卫翻译的《金瓶梅》

延伸阅读：

穿越障碍的文化禁欲之恋：芮效卫30年译《金瓶梅》，记者董子琪，刊于时代周报2014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