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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山东、晋冀鲁豫、苏中抗日根据地货币战拾遗
关键字: 抗日战争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苏中北海银行货币战伪币为使北海币的币值和物价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在薛暮桥和滨海区工商局局长石英的建议下,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决定强化工商管理处和各地新成立的工商管理局的职能,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
一是按季节发行货币,并将发行额的一半交给工商局。因为根据地地处农村,秋冬时节农产品大量上市,应增发北币,大量收购农产品;到春荒时期,则应抛售农产品,回笼货币,这样来保持物价的常年稳定。工商局可以用握有的北币,用来收购各种农产品,根据物价的涨落,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
二是管理对敌占区贸易,按根据地和敌占区物价的变化以及各种货币的供求情况,灵活规定北币与法币和伪币的兑换比率。因为敌占区流通的是伪币和法币,与敌占区的贸易就要用到伪币、法币,因此必须规定它们同北币适当的兑换比率。强压法币和伪币的比率,会引起贸易入超,导致法币、伪币供不应求,兑换比率反倒回升。因此,要尊重客观规律,根据对外贸易情况的变化规定兑换比率,不能主观行事。同时改变以往过“左”的做法(如不让盐、花生油出口),由新成立的工商局控制出口。
彭德怀副总司令在1942年1月指出:“巩固本位币是巩固根据地经济阵地重要因素之一。……冀南、冀中、冀鲁豫边、山东,均蕴含极富的盐质,晋西北也有部分地区产盐。……我们各产盐区应大力发展食盐生产,不仅供根据地内自己使用,而且应该向敌占区人民销售,解决敌占区人民食盐需要,打击敌人垄断食盐榨取资财的毒辣阴谋。同时也是打击伪币,扩大本位币市场最好办法。”(7)
薛暮桥也说:“货币斗争必须与贸易结合起来。”1943年8月,滨海区工商管理局成立。为保障盐民利益、提高产量,打通销路,工商管理局明确规定:“一、所有海滩属于国家,都为国有土地,盐民可以自由开采。谁开采,所有权即归谁。二、发放八十万本币盐业贷款,与五十万斤的盐民救济粮,发动盐民积极恢复生产。三、为保证产盐的一切利润,实行对内自由买卖,对外管制。四、在东起柘汪、西至津浦铁路长达八百里的路上重新修路。沿途工商局都有盐店,几十里路店之间,规定着一定差额利润,盐进多少价格是一定的。保证了运盐的利润,打破了历史上盐商操纵盐价。五、改进晒盐技术,组织群众推广风车(一架风车相当于二十人力)。”(8)
因以往的食盐贸易大部被大盐商垄断,所以盐农往往收入微薄。未管理前,盐农只从一担盐中获利十五元;管理后的1943年底,达到了四十元。盐税每担收十元税,占盐价的25%。同时,工商局春季收购的食盐囤积不卖,等秋季盐产量减少时再放出,以平抑盐价。
盐价的提高,刺激了盐民生产的积极性。1944年,柘汪的盐滩由三千亩增加到一万亩,产量从五十万担增加到一百二十万担,质量也从大部分为三等、二等提高到一等。1944年,柘汪盐产量共一百二十万担。每担按平均价格二十四元计算,则盐民共收入2800万,3000名盐民平均每人可得9200元。比之“土八路”到来之前,收入增加了近十倍。
过去,盐民都是没有组织的。实行食盐管理后,盐民成立了合作社和盐业职工工会。同时,由于盐业销量有保证,又刺激了运输业发展。仅1944年一年,柘汪运至其他地区出售的盐就有一百万担。按每担运费30元计,共得运费3000万元。根据地内实行盐价保护,运得越远,价格越高。而运输业又刺激了手工业,制作独轮车的木匠也供不应求。
柘汪是“土八路”在1942年打下来的。它发展得那么好,日寇眼红了。1944年春,日寇占领柘汪海口,盐民就自己组织游击队,一面打击日寇、汉奸,一面组织生产。刚刚能吃饱高粱米饭,能给娃娃穿的暖,还能到“土八路”办的学校读书,摆脱睁眼瞎的宿命——所以,柘汪老百姓誓死保住根据地。1944年秋,盐民配合主力部队赶走日寇。薛暮桥先生成功地将老百姓自己的利益和抗日大业结合了起来。
对能和“土八路”竞争者,如没有力量占领,“土八路”就会封锁,让其只能在内部消化不能外卖。“土八路”利用自己掌握的粮食,以粮食吸收敌伪的盐。商人贩运敌伪的盐利小,伪币又在“土八路”打击下不断贬值,最后还不如直接卖给“土八路”。
另一个重要武器是花生油。不仅敌占区上海、天津等地需要,而且日军也需要。花生油的贸易发展和盐一样,很多文章都提过,此处不再展开。1944年,薛暮桥在会上说:“连日商洋行也派代表同我们交涉,询问我们愿要什么交换花生油、小麦等等。”(9)
1945年,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货币战的战法也必须改变。对于游击区(敌我双方都能进):“游击区货币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压缩伪币,扩张本币范围。”主要做法是:“配合政治攻势进行宣传教育,劝告人民拒绝伪钞,爱护本币”,“掌握物资支持货币斗争,如一方面吸收敌区物资推广本币,另一方面调剂重要物资(棉花、粮食、盐)必须用本币购买。以提高北海币流通范围和信用”,“田赋税收一律限用本币,扩大本币流通。”
对于游击区的黑市,“在伪钞摇摇欲坠的情况的今天,这种黑市对我害少利多。这种黑市将在我们的影响下,帮助我们调剂外汇,便利对外贸易,更有利于我们的对敌经济斗争。”
同时,薛暮桥还批评了单靠行政力量、不依靠经济力量的想法。1941到1942年间,由于根据地被敌分割,到了1943年,根据地就从原先的统一发行货币,变为分区发行、互不流通。1945年,由于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必须“全省货币统一发行、统一斗争”。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但有一条值得注意:“全省财政不统一,省工商管理处的机构不健全,不能领导各地货币斗争。”(10)
1945年,日寇的经济越发困窘。当时的货币战报告称:“以前他们(敌伪)不准布匹等所谓‘五洋’输入我根据地,现在他想输入也输入不了。无可奈何之际,甚至不惜以军工器材、西药、电料等来与我贸易……而且价格较前低廉。”
最能体现货币战战果的是物价。“去年根据地物价,胶东稍涨,其他地区普遍跌落,滨海、鲁中均跌百分之二十,粮食跌价一半(近已上涨),棉花涨价一倍。其他物价鲁南、渤海因开始停法,物价均跌一倍上下,均较稳定。”(11)1945年1月与一年前相比,根据地物价降低了约三分之一,而敌占区物价则上涨了八倍多。
日寇是不会甘于失败的,所以他们利用假币向根据地进攻。比如,抓民夫干活时信誓旦旦:“皇军不会白白用你们的。”事毕,给干活的民夫一百块北海币。仔细一看,却是假币。
缉拿假币,“土共”当然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最值得表扬的是西栖儿童团,他们盘查极为细致,在一个脚夫拿的饼子里,翻出假钞四十多元。”——什么是人民战争?这就是!对于查获的假币,数量少的予以与没收,多的予以刑事处罚。1944年,假币缉私队员发现一名妇女携带假币并予以没收。下班后,他还特意到妇女识字班,对那个妇女详细讲解假币与真币的区别。听毕,那个妇女说:“就这样,以后哪个还反对你们查假币?”
整风之后的“土八路”更“土”了,更加耐心细致地深入群众,包括前文提到的北大毕业生、晋察冀货币战操盘手宋邵文先生也是如此!和“土八路”相反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总是高高在上,而“土八路”紧紧地与人民结合在一起。“土”,就是“土共”的当家法宝。
晋冀鲁豫货币战:用伪币打击伪币
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开始在山西太行和太岳山区建立根据地。1938年4月,扩建为晋冀豫根据地.1939年10月,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县成立,发行冀南银行币(简称冀钞,分为太岳版、太行版、平原版)作为边区的本位币。冀南银行首任行长高捷成,1943年5月14日在反扫荡中牺牲,时年31岁。高捷成牺牲后,赖勤继任行长。1944年10月,冀南银行和工商管理局合并办公,赖勤又兼任冀南银行太行区行和工商管理总局监察委员,直到1945年6月9日病逝,终年39岁。
冀南银行发行的十元面值抗币
晋冀鲁豫“土八路”和晋察冀、山东“土八路”一样,奉行减租减息。有了银行,第一件事就是发放低利农业贷款;禁止金银流出根据地支敌;征收累进税、公平税源减轻农民负担;发放贷款支持工业、农民合作社;实行对外管制、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天下“土八路”是一家,这些都是惯例,就不再展开了。但晋冀鲁豫根据点的亮点“狠”抢眼——那就是,用伪币打击伪币!
- 原标题:货币战不可怕,不“土”不能成赢家!——山东、晋冀鲁豫、苏中抗日根据地货币战拾遗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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