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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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两会之后，新上任的李克强总理再次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李克强指出，“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差距就是动力。”“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被期待为下一轮中国经济的驱动力。城镇化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其内里存在着复杂的机制，包括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将是难点和重点，需要决策部门与学者共同研讨。当然，全社会还应警惕由唯GDP崇拜变成唯城镇化率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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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钱”本身不是问题，要警惕以地为中心的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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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地、钱这三个因素，宽泛地讲都没问题，关键在于以哪为核心？当前乡村振兴设计体系中，几乎都是以地为中心，所有的政策都建立在土地之上，而且说白了就是宅基地。但宅基地能够产生的市场容量其实很小，乡村振兴规划、政策体系设计及其想象如果都建立这个脆弱的基础上，才是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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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脸”回家、失业、民族主义…农村青年的标签从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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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小镇青年”和“豆瓣青年”的观点很难说截然对立，他们的思想分化往往因议题不同而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这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界和舆论场有明显差异。这恰恰说明他们很难用“左右”、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传统理论来划分，反倒在基本价值上具有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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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退出宅基地要比进城晚半拍，这半拍大概需要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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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武汉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农民进城都不可能是稳定的，都仍然需要农村这个退路，因此，就会出现农民进城了，农民在农村宅基地却没有退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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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对宅基地的一些做法，对国家立法提出紧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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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目前地方政府有很多做法已对国家层面的立法提出紧迫要求，比如针对大量事实上空置的农村宅基地，至今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制度来规范。最根本的是，城市化进程中要逐渐取消户籍和城乡分割制度，让长期在城市稳定居住就业的人转化为市民，获取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能总是依赖农村来消化城市经济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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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中产”正在消耗社会稳定性，我们愈发需要一个稳定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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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武汉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县城是不可能实现本地就业的。进城农民正在变成脱离土地、高消费的“伪中产”群体。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农民，也不等于市民。短期来看，可能刺激消费，长期来看，实则是在“消耗”我们保持社会稳定的战略资源。我一直反对激进城镇化，反对将农民“赶到”没有产业支撑的三四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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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贫民窟，中国为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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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武汉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农民进城安居后，就不再需要宅基地了，他们就自然会在宅基地上种树、种大豆、种蔬菜、种粮食等等，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即使今天也在全国大多数中西部农村进行着。一旦进城农民进城失败了，他们还可以回来在原来宅基地上建房子居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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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年前就讲，最该立的法是“农民权益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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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村社是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的第一经济主体，今天中央提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可惜又被很多人污名化，质疑成“复旧”。其实无外乎生态资源不可分割，而村社是生态资源的定价主体。所以今天的乡村难道贫困吗？不，是你没把定价权给它。何为乡村社会的自主发展？当它可以自主对生态资源定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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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钱还是动人？中国经济布局与全球化的“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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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过去我们很少谈的一个问题是，这场全球化的进程对于中国经济空间分布的影响。经济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以及内地少数大城市，人口也是这样流动。但由于我们要追求所谓的平衡，即经济均匀分布，所以将大量资源调配到远离大港口的地方，恰好与全球化的驱动逻辑相悖，导致投资回报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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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而言，我们分析人口问题时要有超前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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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华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
我们分析人口问题时要有超前眼光，过去一段时期上海确实有大量人口流入，客观上造成资源紧张，但这种情况到顶点了，未来哪怕不严格控制，人口走势也会往下。城市人口不增加，活力就会下降。超大城市即使要调整人口结构，也不能在保持既定总量的情况下调整，这是没法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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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矛盾难调和，再造村社集体可能是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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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武汉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将农民组织起来是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前提。充分利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优势，借助农地“三权分置”将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别赋权，让农地回归生产资料本质，重建新型集体经济，再造村社集体。只有建立村庄利益关联机制，村民才会真正介入村庄事务，农民也才能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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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改市是大趋势，但为何基本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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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特大镇设市是大趋势，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14亿人口中城镇人口将达9亿多，但9亿多人口才670多个设市城市。早从1995年开始的试点改革至今基本倒退，不过倒退是正常的，因为没有法律制度约束。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重提设想，但四五年过去了，一个都没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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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放宽落户，京沪会爆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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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社会各界有一个根深蒂固误解，就是把城市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如高房价、拥堵、污染等，简单地和人口总量挂钩，并认为城市承载力有限。但这些观点都经不起推敲，“城市病”与人口多少没有特别强的关系。但若不彻底纠正，就仍存在用行政管制力量来控制人口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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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十栋楼收租”的土豪成不了真正的“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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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华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不同地区农民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珠三角地区的农民控制着土地权利，变成了“食利者”。苏南农民以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工业化进程。浙江地区的民营企业家从事企业经营活动，承担市场风险，获得市场利润。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则成为“中国制造”所需的庞大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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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为何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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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现在中国老百姓自己拥有房产的比例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抱怨也是最大的。中国房地产问题这么严重，实际上涉及中国政府曾有的一个错误概念，认为经济成长的动力不是技术创新，而是拉动消费。这其实是完全违背科学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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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面临大问题，解决之道在中国城市
世界经济面临需求问题，但目前的应对方式完全是错误的。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问题百出的政策面前，中国不可被动承受伤害，而必须充分发挥其政策试点、长期规划和务实决策等优势，勉力创造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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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崩溃后，城市边缘地带该如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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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日之中国已经告别了乡土气息；连社会暴力也带着城市味道。暴力不再是国家权力任性之所为，而是熟人社会瓦解的产物。城市暴力与其说是国家权力过于强大的产物，还不如说是国家权力过于弱小的表现——它在国家与社会的缝隙中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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