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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中国道路与“主权形态”的批判性反思——试谈政治范畴对普遍性概念的挑战(上)
关键字: 张旭东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黑格尔施密特普遍与特殊政治的普遍与特殊【作者引言】
在认识和理解今天中国社会、制度和价值形态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遇到两种看似相反、实际上暗通的错误立场:一种是以想当然或偷梁换柱的方式,把中国强行纳入某种抽象的、“普世的”既定利益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去,用一把借来的尺子量中国现实,横看竖看不顺眼,必欲“变天”而后快。另一种则是出于对西方道德优越感的逆反心理,处处着意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从制度到传统,无不天下第一,且自古天下第一,恨不能开历史倒车,回到帝制、回到尊孔。如果我们用“抗战”来比喻今天论述中国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的思想努力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那么上面两种立场就相当于曾被毛泽东深入批驳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先来看“亡国论”,它认为今天的中国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有改弦易帜才能融入“普世文明”。但它全然无视一切以“普遍性”自居的特殊价值体系自身的历史局限、思想局限和利益特殊性;也无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其中所蕴含的普遍的理论意义。所以,它只能以市侩主义的、势利眼的静态的眼光看问题,看不到世界历史范围的运动和变化以及其中力量的此消彼长,更不能想象“普遍与特殊”对立统一体不断的破裂和新组合会带来全新的矛盾、带来矛盾的全新的质。再来看“速胜论”,它认为中华文明有亘古不变的本质,虽经过去一百多年的欧风美雨,竟又借尸还魂,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铁树开花,不啻证明中国早该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启蒙”见习期中毕业。它已经等不及,顾不得中国在方方面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东西要学,急于把今天中国国家制度一劳永逸地嫁接在一个业已不复存在的“道统”上,以图心理的安慰。于是它便鼓吹中国只需我行我素、好像只要一味地阐发中华文明之固有优越性,便可在“诸神之争”中拒敌于国门之外、旗开得胜、班师回朝。
但如果我们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价值领域的“世界大战”背景下,把“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视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与他人”、“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普遍与特殊””的往复运动和自我更新,我们就必须同时拒斥“亡国论”和“速胜论”,而是循着当年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逻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耐心、坚韧、信心和认真态度,去致力于当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分析,以期从中找到“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客观的、积极的、批判性的分析。本篇讲课记录和近年来其他相关的讲课记录,提供了对国家、主权、变革、同一性等基本概念的一些尝试性分析和不成熟的思考。现将它们在“批评理论与政治哲学”的总标题下陆续发表,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师友。
张旭东 谨记 2015年6月20日
本文系作者2014年8月在复旦大学社会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课记录,经作者初步修改审核后,授权观察者网首发,本文为上半部分。
作者简介:
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ICCT)主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上海春秋战略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张旭东教授
今天我们谈谈如何从政治哲学角度去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首先要辨析一下普遍性概念,引入政治哲学的分析角度,主要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面提出的一系列观点。然后我们要通过两个关键概念,即施米特的“例外”概念和本雅明的“暴力”概念,引出受政治范畴制约的普遍性概念同“主权”概念的关系。这些概念和理论上的介绍和梳理,可以为我们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的主权形态、思考作为“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体”的国家当代中国提供必要的准备。
一 普遍与特殊
大家知道,普遍和特殊的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如果理解成单纯的哲学问题的话,我觉得还不够,恰恰是在政治领域里,普遍和特殊可以得到更好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理解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在政治领域里的存在方式、展开方式对这个哲学概念有很好的理解,另一方面,政治概念本身给普遍和特殊的哲学范畴带来了新的内容,赋予了新的具体性新的紧张感,给这样的哲学概念带来了新的质地,这么讲还是在理论范畴里讨论,但我们的兴趣恰恰是反过来的,哲学意义上的普遍和特殊只是纯粹学术性的,只有把它带入现实领域、历史领域来处理,帮助我们思考一些非常关键的政治的问题,这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我们先从纯粹的概念角度来展开,黑格尔在《小逻辑》里谈到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黑格尔谈普遍和特殊不是两个概念,而是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三个概念,个别性个体性individuality。一般的理解,普遍的就是本质是所有事物的共相,特殊的是一个具体的案例,但是实际上我们想过没有,是普遍寓于特殊还是特殊寓于普遍?一般常识认为普遍、共相寓于殊相,特殊的东西里包含着你抽取出的共有的东西,但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概念体系反复强调从哲学思维角度来看,普遍是第一性,特殊不过是普遍的不同的体现而已,普遍性不是从特殊性里抽出来的,而恰恰是特殊性是从普遍性里抽出来的,普遍是稳定的,特殊是不稳定的,普遍性其实是看不到的,它是个需要通过心智去理解的哲学的概念,反过来特殊性同样看不到,因为它是非常极端的不稳定的具体的,同样看不到。我们在日常现实中大量接触到的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这个结合叫个别性个体性,有的译成singularity,美学的singularity,资本主义作为singularity,阿兰•巴丢研究文化大革命,认为世界历史上整个革命的周期,开始于法国大革命,终结于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也是singularity,我们看到singularity有五花八门的翻译,singularity其实就是特殊性,它是普遍的矛盾和非常特殊的形式或者问题结合起来的极具个性的、不能重复的、唯一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是这种唯一性不等于仅仅是偶然性,而恰恰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是一个富于个性的组合,这么讲还是在概念里绕圈子,我们看马克思的解释。
在准备《资本论》处理剩余价值问题时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很偶然的在看黑格尔《逻辑学》发现对我的思考特别有用,那么我们反过来倒推,马克思对资本的处理和黑格尔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的关系,我们回到基本的概念的解释上可以看出来,马克思1844年写的《神圣家族》里这段是很调皮的一段话,马克思不是正襟危坐讲普遍性和特殊性,他在谈水果,有点像我们中学哲学课老师讲不清楚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辩证法,举例子,马克思也举了一个浅浅的例子。他说我们都知道水果,水果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没有水果这东西,我们看到的都是苹果啊梨啊香蕉啊桔子啊等等,但是我们都知道所有我们吃过的这些东西之上,还有很多我们没吃过的,见都没见过的,但是我们在接触过的具体的特殊的形态里我们抽出了一个概念叫水果,在水果这个概念的范围里边,水果就是普遍性,它是所有的水果都包含的那个普遍的概念,或者说它的本质,它的规定性。你说甘蔗和苹果有什么相似性吗,一点相似性都没有,但是它们确实都属于水果,至于水果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那是历史中形成的,是经验和日常生活的归类法,我们的心智确实抽象出了这样一个叫水果的概念,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有个性的,苹果是苹果,梨是梨,桔子是桔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它们的味道、形状、功能等。
我们用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苹果是作为一个个别性的时候,individuality个别的存在,它存在于苹果这样实际上具体客观存在的东西当中,然后在概念意义上我们从个别性当中抽出一种特殊性,这是离普遍性更远的一个概念,普遍和特殊实际上是我们在思维里创造出的一对矛盾,而具体存在是以个别性的方式。马克思大体的意思是这样的,在每一个水果这个普遍范畴的范围里边,每个个别的成员实际上不是它的特殊性有什么实质的含义,而恰恰在每一种特殊的形态里我们看到的是作为普遍性的水果这个本质在不断地实现自己,在自己创造着自己,自己找到自己的一种特殊的形态,所以在特殊性里我们看到的是普遍性的自我实现,这是黑格尔普遍和特殊性概念的一个关节。而不是说世界上本来有普遍性,在经验里我们接触到足够的特殊的东西之后我们会掌握一种所谓的共相。
再如我们知道有比较文学,有世界文学这个学科,有总体文学等等,但世界文学从歌德提出来一直到现在,都不是说有一种所有国别文学或者所有文学类型之上的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文学。谁也没读过普遍文学,我们只读过中国文学、俄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等;谁也没读过总体文学,我们只读过唐诗宋词、19世纪欧洲小说或者20世纪现代派诗歌等等。所以总体文学也好,比较文学也好,讲的并不是有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好像说一个人懂所有的人类语言,古今中外全部打通,所以他有一种别人没有的文学的共相,不是这样的。而恰恰是我们在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个别性,民族性或者时代性,或者风格,在这里边我们感觉到了作为普遍概念的文学它的自我实现,自我生成自我界定的强度或力度或创造性,这样一个辩证关系是黑格尔关于普遍和特殊的一个基本考虑,也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学到的一个关键的哲学上的思维方式,他从这样抽象的概念进入到政治经济学里面,资本是普遍的,但资本的具体的定律是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矛盾等等。
二 政治的普遍与特殊
从这个出发,我们看怎么进入政治领域。政治领域我们待会会讲到霍布斯的国家概念,黑格尔国家的概念,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等等这些概念准备,但在进入到理论问题之前,我们先回到非常现实非常具体的语境,就是我们今天谈论这个问题是在哪个环境里面,时代的环境是什么,问题意识是什么,谈普遍与特殊我们今天多少是因为今天中国的体制、发展道路、社会形态、文化认同、身份,从中国道路、中国认同、中国梦到民主、法治、社会主义经济所有这些跟我们非常相关的问题背后都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理论意义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中国到底是要走一条特殊的道路还是走一条普遍性的路,中国人今天的实践、创新、生活方式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怪胎、变体、没有持续性的、偶然的一时的东西,还是一种具有长远意义的普遍的东西。谁都知道中国有特殊性,但这个特殊性怎么理解,这个特殊性和普遍性什么关系,反过来西方就是普遍性还是西方不过是另一种特殊性,我们如果引进第三个个别性,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个别性、个性意义上去考虑制度的问题、生产方式的问题、文化价值的问题等等,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普遍性特殊性不言而喻的一个时代前提、政治前提、价值前提。
我们先很快梳理一下时代性问题或者政治潜意识,我们带着这些问题、疑问来看这个世界,一方面跟我们今天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和普遍性特殊性的问题有关系。从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的政治语境,和辩证法的政治性理解这两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第一个有“Sonderweg”这个概念,Sonderweg是particular way的意思,特殊的道路。所有我们知道的关于普遍性的论述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东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但恰恰是德国具体的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的发展第一次在西方内部提出了特殊道路的问题,什么是特殊道路?特殊相对于什么普遍呢,或者特殊相对于哪些其它的特殊呢?相对于德国的西方,政治上是法国,经济上是英国,还有一个遥远的美国,它们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当时的德国,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上的发展还是从议会民主、新闻自由等方面,政治制度上市民国家宪政国家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德国,当时德国面临两种选择,一个就是模仿西方,亦步亦趋,另一个是坚持德国自己的特殊性,坚持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如果跟西方冲突,就要做好为自己的这种选择而战斗的准备,那么德国19世纪的思想实际上一方面在向往世界主义、世界文学、普遍性和“绝对”,比如从歌德、康德、到贝多芬、黑格尔这样的优秀人物都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作为存在实体的德国很早就在考虑所谓的特殊道路问题,这个特殊道路理论在今天西方学术里是作为负面的例子的,因为是德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背后一直都有所谓德国特殊性的影子在,但是这样把德国特殊性的论述,定义为是一种与普遍性为敌的,一种错误地坚持自己特殊性的定位本身,也提示出普遍和特殊在争夺普遍和特殊的定义权,和自我的定位,都是当代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的表现。
经济民族主义,德国特殊道路理论里面一条到今天仍然没有被排斥掉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就是一个民族国家有没有必要去保护自己的民族市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海关,一方面是谈自由贸易,另一方面是对我有利的自由贸易我才做自由贸易,如果自由市场把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冲得稀里哗啦那我要想一想,既使像今天中国,在上海马路上看,比如马路上的汽车是万国博览会,什么品牌的都有,好像没有自己的工业,但是背后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有自己的考虑的,成功与否先不说。考虑的是市场换技术,你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我跟你谈判,我给你中国市场,但你要不断地转让技术,国产化率部件替换率,大部分部件是本地生产的,那带动了就业等。今天中国问题的焦点在于最高端的核心技术是不是还在别人手里,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个装配厂,只是一个零部件的供应商,只处于产业下流,汽车行业基本上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到今天为止国产汽车业好像仍不具备从自主研发到品牌的全方位的竞争力,经济民族主义从这个角度看并不是很成功。但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换到现在中国好像是世界第一了,就是高铁。铁路也是一会买德国的一会买法国的,一会又是日本新干线,但弄到现在好像一夜之间高铁成了中国的高技术,超级工业化的典型,国家能力或说综合体制优势的代表。因为高铁不单单是铺铁路,它还有信息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它是一个系统。经济民族主义在今天好像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今天中国如果不跟西方有正面的价值上的冲突,制度上的冲突,不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谈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的问题,不谈儒家和基督教的问题,不谈权威社会和自由民主的问题,至少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关心本国产业、品牌,本国本地经济生活基本的权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那法国和美国经常有贸易战,西方国家之间也有贸易战,日本和美国之间有冲突,这个好像是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色彩比较弱的一个冲突,但是后边还是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不太触动别人政治神经的民族主义形式,不知大家想到没有,你说各种各样民族主义形式都是有问题的,文化民族主义很危险,经济民族主义好像可以理解,还有一种民族主义大家耸耸肩膀笑笑觉得无伤大雅,这就是体育民族主义。德国人至今不想在满世界插德国国旗,但在足球场上则可以尽情地为德国欢呼助威庆祝胜利,大家谁也不会说纳粹又回来了。体育民族主义大家觉得是无伤大雅的,但其它的种种民族主义形式都有一个普遍和特殊的问题,其实普遍和特殊的问题在政治领域和民族国家的问题非常有关,我们今天反复要谈国家的概念政治的概念都是和民族国家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民族国家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普遍的概念,除非你今天要做帝国,什么奥斯曼帝国清帝国,或者神权政治,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塔利班啊,还有非洲可能还有酋长部落制,除了这些形态之外,其它的其实都是民族国家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形式是一个universal tendency,是大家都认同的也都不得不做的。有一个民族国家,其它国家也不得不按照民族国家的逻辑来应对。我们知道中国人现代化焦虑里有无法自立于民族之林之说,这个民族不是一般意义古代意义上的民族族裔,而是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意思,有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有日本,你就知道要有中国,这个中国已经不是天下意义上的中国,也不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中国,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一旦民族国家体系建立起来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也是民族国家的冲突。
除了经济民族主义之外,有一种民族主义在西方自由民主自认为是普遍的,但是普遍的话语一般都不愿谈民族,它要谈世界,要谈市场就是市场,民主就是民主,个人就是个人,自由就是自由,你不能在前面加上前提,国内的自由主义论述经常是要以个人为单位,或者以普遍的市场为单位等等,用普遍的概念来绕过或者去消解以国家、民族、历史为单位的集体性政治性的考虑,但有一种民族主义在西方的自由主义普遍主义政治学理论里边也是被接受的,认为是可以的,这就是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问加拿大人你想不想移民去美国啊,加拿大人说我才不愿意去美国,我爱加拿大,美国人觉得很奇怪,加拿大有什么好爱的啊,不就是我们北边没人住的地方吗。但是你要问加拿大人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加拿大,加拿大人真是爱国的,但你爱的是什么国,冰天雪地吗还是别的什么。他会说的很具体,说我们有比美国好得多的全民医疗,我们的社会制度比美国的仁慈,我们的政府并不穷兵黩武,我们出去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不遭人恨、很平和,我们的教育是免费的或者其它基于制度的认同。也就是说加拿大人爱加拿大不像中国人爱国爱我五千年文明爱我大好河山,爱党爱人民,有的爱红旗有的爱白旗,很抽象。但加拿大人爱自己的制度,很具体,医疗制度保健制度教育制度退休养老制度等,我们的交通规则比美国要好,公路比美国要好等等,所以这种叫civic nationalism,或许可以翻译成公民民族主义,但公民和国民岂不又是内在相通的,所以这还是经典民族国家培育起来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变体,特点是避开了比较容易情绪化的文化、宗教、历史、地缘等“特殊”因素,而强调自身制度的普遍性,所以也可以说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民族主义用来区分自我和他人的一个策略。
法国人爱法国爱的是共和国,爱的并不是路易十四或者什么法兰西,当然也有那样的人,但那是右翼,是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保守派,也有的爱法国天主教,是宗教爱国主义。但是大部分法国人对法兰西文明的热爱是对法国革命或者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国民议会、法兰西学院等,爱的是自己的制度,作为一个公民对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爱在西方自由主义普遍话语之内是可以接受的。但反过来你说一个中国人爱党这好像就不太能为“普世价值”所接受了,因为你们不是civil society,不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里公民对自己制度的爱,法国人爱法国,英国人爱英国,德国人爱德国,美国人爱美国这些都可以,但日本情况就稍稍特殊一些,因为西方主流多少会觉得日本虽然也是民主国家西方阵营,但他们的这个爱国并不只是对他们的法制和政体的爱,而多少有点对自己的神话、传统、自然、亚洲现代化过程中“优等生”的自豪感等特殊性因素,跟西方不太一样。公民民主主义是在经济民族主义之上稍微政治化一点的但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前提是有一个所谓普遍的共同体,在这个内部它的差异性是可以被接受的。
在这个内部之外,我们知道冷战以后某种意义上美国或西方坐收和平红利,世界一派太平,冷战以后苏联崩溃,世界反而进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所以现在地缘政治学得讨论都说单极世界更稳定还是两极世界更稳定,很难说,似乎两极世界其实更稳定,虽然有地球被核武器毁灭多少次的危险,但是脆弱的平衡确实也是一种有效的平衡,你能毁灭我我也能毁灭你,等于两个恶霸彼此拿手枪对准对方脑袋,但谁也不敢扣扳机,这是一种恐怖平衡。而恰恰是在冷战后出现了所谓“文明冲突论”,因为没有意识形态意义上善恶斗争、你死我活,剩下的就是文明或宗教的冲突,即西方利益共同体的价值或精神内核同其它不愿也不能被它征服、吸收、同化、改造的大型、超大型人类群体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冲突。和它同时提出的还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后者很快被证明是一种主观幻觉。伊斯兰世界、儒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东正教世界等等,几个相互冲突的板块,就像地球是由几大板块组成的一样,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特殊对特殊。当然亨廷顿自己主观上相信西方是占据战略高地必胜,但作为世界性问题提出来,还是在强调特殊性带来冲突的可能性。
最后我想提一下所谓文化政治,这是我在自己一本书《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里提出的概念,核心的一点是文化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文化,一个经济实体政治实体把自己的存在理解为一种价值、生活方式、情感因素、记忆因素,作为文化来理解的一种存在,它本身含有一种政治强度。中国在各种各样的冲突中被压缩到最后,实际上像古往今来所有的存在的自身的政治强度一样,它最后是为自己的生活世界而战这样的不能再退的政治内核,用这个来界定文化政治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讲法。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重新进入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把普遍性哲学概念同力图在历史冲突中占有普遍性话语高地、争夺普遍性概念定义权和主导权的特殊利益考虑区分开来,一方面不要把西方的夫子自道不经批判地理解为普遍性,而是去历史地、政治性地看它;另一方面也不要轻率地接受别人扣在我们头上的“特殊性”或“特殊道路”的帽子,而是对此敬谢不敏,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普遍性概念,把它保持在一种开放、多元、进取、相互尊重的水准上,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和文明的内涵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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