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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远望》杂志:蔡英文不愿面对的二二八真相
关键字: 二二八事件蔡英文台独二二八事件纪念转型正义二二八事件起因二二八事件真相反台独【多年以来,二二八事件已经成为“台独”势力撕裂社会,鼓吹“转型正义”,为分裂活动铺路的道具,两岸有识之士皆对此报以高度的警惕。二二八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任何一面都有可能被台独利用,或营造反中氛围,或强化族群对立。只有在各条路径上从历史真相出发,予以反击,才能阻止其图谋。
本文刊载于台湾《远望》杂志2017年2月,认为“横亘于本省人和外省人间的认同对立,才是二二八事件迅速蔓延全岛,而且事件之初有那么多针对外省人(中国人)的报复行为的主因”,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尤其是末期的皇民化——造成许多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错乱(敌视祖国,认同殖民者)”。文章还声称二二八与国共内战无关。《远望》杂志授权观察者网刊载,以资读者参考。
观察者网在2月22日刊发专栏作者张方远的文章:转折年代中的“二二八”,我们都无法身处其外批评“皇民造反论”】
去年初民进党刚赢得两项“选举”,蔡英文就在台北市的二二八69周年纪念会上重申要推动“转型正义”,将在全面执政后,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这个国家”“有真相,有正义,一起为这段黑暗的历史,画下一个‘句点’”。显然,民进党认为二二八的“真相”还没有发掘够,还要继续深挖、揭露。
对于蔡英文屡次强调的“有真相才有和解,有和解才能带来团结”,我们当然同意。问题是:蔡在说“勇敢面对自己黑暗的历史,是一个文明‘国家’最基本的态度”时,她真有诚意面对这段历史的全部黑暗面吗?如果她只是选择性凸显局部黑暗,那么即使这部分的“黑暗”是事实,但就事件的全貌而言却是扭曲真相、误导因果与是非。民进党此举的目的不是“和解”,而是藉题继续“斗争”。
对此,本刊去年4月号的《转型决定正义?》一文便已指出:民进党从来不要全面的真相,只想塑造“落后的中国政府屠杀先进的台湾人民”的历史叙事,以便正当化其反中媚日的“台独”立场。在这样局部“黑暗的历史”阴影下,他们才能进行“去中国化”与“再皇民化”的“台独”工程。我们因此预期:今年的二二八70周年,“台独”必将利用“执政优势”,大肆“纪念”这一不幸历史事件,强力刻划“中国万恶论”,以合理化其“‘台独’正当论”。
果然越逼近二二八,各种“台独”观点的纪念活动越密集出炉。台南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从去年12月即推出“228·七O:我们的二二八”特展,汇集许多二二八相关机关团体的收藏,展出事件中遇难的本省菁英遗物,并连续举行一系列讲座,请独派学者讲台湾人的受难史并追究“中国政府”(国民政府)责任。显然这个特展主题中的“我们”,仅指认同蔡英文口中“这个国家”(“台湾国”?)的人。
此外,台北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也从今年年初起举行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画展,为其后一系列活动揭开序幕。系列活动包括与郑南榕基金会自2月起合办“二二八平反运动卅周年”展览,一直展到年底,以及与“中研院”台史所在二二八前夕合办“纪念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二二八当天,蔡英文将以“总统”身份出席台北二二八公园的“中枢纪念二二八仪式”。估计今年一整年中,独派会不断推出类似“纪念台湾受害者、声讨中国迫害者”活动。
反映二二八事件的版画
两种版本的“官”逼“民”反
目前最流行的二二八史观是所谓“官逼民反”论。此论可溯源到当年事件中的“处理委员会”,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由于这种解释可将事件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国民党(不论是在台的陈仪或在南京的蒋介石),因此也被后来的“台独”所接收。至于台湾左翼统派人士,有些人当年就曾参与二二八对抗国民政府,有些则是追随中共说法,大多也持这种史观。但同样四个字,在中共(及台湾左统派)和“台独”的语汇中却有重大差异:前者指称“国民党政府的‘官‘’逼台湾省‘民’反”,故应被检讨的是国民党或中华民国政府;但后者强调的是“中国的‘官’逼(非中国人的)台湾人‘民’反”,因此“台独”就有了正当性。两种“官逼民反”的歧异如不分辨,则中共(及台湾左统派)的二二八叙事就会被“台独”利用。
另一种史观,则是把此事件视为“国共内战”的一部分。国民党在事发当时及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持此种观点,把二二八事件归因于中共分子的煽动,以合理化其派兵平乱。但中共为了强调其对当年反国民党运动的领导地位,长期以来也把二二八纳入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环,于是刚好“证实”了国民党以往的叙事版本。至于台湾左统人士,他们(或其前辈)当年确实是把二二八事件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环而参与其间,自然也会把此事件理解成当时在大陆进行的国共内战之一部分。
历史真相究竟为何?
二二八无关国共内战
首先,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固然是以国共内战为其外部环境,但当时台湾岛内中共地下党的实力很小,根本无法主导事件的爆发与演变。早在193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的镇压下,台湾共产党(老台共)的组织已被彻底消灭,失去行动力。
台湾光复后,中共在1945年12月下旬于上海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随即派员与老台共成员联系,重建党组织。根据曾参与二二八的中共地下党陈炳基所言,直到1947年事件发生时,全省中共党员不过5、60位。即使依国民党情治单位“宁可错杀也不可错放”的偏高估计,当时共党也不过70多人,组织薄弱。并且,远在陕北的中共党中央正面临国民党胡宗南部的进攻,于3月18日即撤离延安,根本无法指挥台湾的地下党。
更有甚者,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竟不知下落。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只好各自为战,并无统一领导。事件后期蔡出面后,却要求已组织武装力量的谢雪红(在台中,当时并无党员身分)和张志忠(嘉义)解散其武装。显然蔡的优先考虑是保存尚属脆弱的党组织,不是大胆介入、扩大事件。
因此,把二二八视为国共内战(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环,只在一种意义上可以成立:国民党在事件前不久才把驻台部队调回大陆打内战,现在又被迫派军来台平乱,牵制了该党的军事部署,减轻了中共面临的压力。但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以“中共地下党”来解释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及后来扩大的过程。事实上,以毛泽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如果二二八事件真由中共地下党有效领导的话,恐怕反而不会失控且导致国民党派兵来台镇压。
正因为国民党早知促发二二八的力量不是中共,所以该党改采独台路线以后,很快就向“台独”靠拢,放弃“国共内战”论,承认“官逼民反”论。于是二二八的主要责任,自然应由当时的“官”(即国民党或中华民国政府)承担。马英九从2005年当选国民党主席的翌年起,就年年代表国民党(或中华民国政府)为二二八事件道歉。已卸任的他,上月底还表示将继续道歉,不会停止。
- 原标题:台湾《远望》杂志:蔡英文不愿面对的二二八真相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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