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会于1957年实现独立自主后，梵蒂冈便通过某港这一当初中国和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媒介，继续对中国的天主教会施加消极影响，某港教区成为梵蒂冈支援所谓“地下教会”进行反华活动的中转站。某港教区也借此作用“提升”在天主教会中的地位，目前某港教区主教汤汉是教廷唯一在职的华人枢机，圣座万民福音部某韩姓秘书长（韩大辉）也是某港教区出身的神职人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中梵关系走向正常化势必导致某港教区地位的下降，他们同样要通过对中梵关系正常化设置障碍来彰显自己的“反华”价值。某港某“退而不休”的陈姓前枢机（陈日君）就多次在BBC等外媒鼓噪，劝阻教皇不要向中国做出让步，圣座万民福音部的某韩姓秘书长也扬言在中梵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他是“鹰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

对于这些靠反华活动上位的人来说，中梵关系正常化无疑动了他们的奶酪，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唯有保持中梵这种“不战不和”的现状，梵蒂冈教廷才能更加倚重他们处理对华事务，他们才得以保持并扩大既得利益。这些人从中搅局作梗，使得形势更加复杂化，他们本身已然成为中梵关系走向正常化的重大障碍。

中梵关系正常化，留给“叛逆教皇”的时间不多了

不论如何，在“叛逆教皇”方济各的任上，中梵关系的改善有目共睹。目前是中梵关系走向“正常化”质变的历史最好时机。但这个时机是不可能永远停在那里等待。事实上，留给“叛逆教皇”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了。

梵蒂冈是天主教世界的中心，其作为世界面积最小的国家却有着政治大国一样的影响力，全仰赖于天主教对世界的“软实力”，但软实力再强也是“软”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硬实力使得梵蒂冈只能通过借助其它大国来保持影响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速提升，国际舞台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忽视中国的存在。对梵蒂冈来说，同中国关系的长期紧张必然会使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中国14亿人口和高达80%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者比例对梵蒂冈而言也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巨大的待开垦的福传处女地”。在天主教会遭遇各种危机的当下，中国的资源足以使梵蒂冈走出困境，“枯木逢春”。反过来，中梵关系的改善对中国的意义主要是进一步改善中国政府和天主教信教群众的关系，更好地贯彻和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政策。

在中梵关系上，梵方是全方位有求于中方，中方对梵方几乎全无依赖。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这种不对等只会越来越大。因此如果梵方在中国对中梵关系改善仍抱有极大诚意的当下仍抓不住机会，那么下一次机会将不知是何时了。

教皇个人的因素也是他没多少时间的原因之一。教皇方济各被称为“叛逆教皇”，一方面说明他确实给天主教会带来新鲜的空气，另一方面也说明教会保守势力对他的不满。他一系列内外政策已经引起来教会当中保守势力的抵制和反抗。

教皇的身体情况也不乐观，他由于年轻时严重感染被切掉一个肺，繁重的宗教事务使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他曾预言他只能当五年教皇，这意味着到2018年他就有可能安息主怀。对此有保守派枢机已经扬言“贝格里奥（方济各的本名）不会永远在那里，而我们会”。相信随着教皇的离世，教廷内必将出现对他的政策的“反攻倒算”。中梵关系如果此时不能实现正常化，彼时出现波折乃至严重倒退恐怕将在所难免。因此，如果教皇真的有心应该抓住机会，以更积极的姿态回应中方一直保持的善意，否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最后，衷心祝教皇身体健康，在有生之年使中梵关系走向正常化。毕竟对于奉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处世哲学的中国人民来说，多一位朋友总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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