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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一”核灾何以爆发?——战后日本的核电体制研究
关键字: 日本核电核灾战后瓶盖论,谁作用于谁
尽管如此,此后的40年中,日本自身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日本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也在冷战终结、苏联解体、美国反恐战争、中美关系的霸权等级趋于紧张的变化等转折性事件后出现了剧转。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回顾这四十年。在这里,只围绕日美关系这一条主线来把问题整理一下。
那是跟“瓶盖论”有关的一条主线。换言之,是日本与美国在政治军事方面保持距离、开始走自己的路线时美国出现的反应,以及与日本预测美国反应并作出回应有关的问题领域。其中总是会出现“日本核武装”的问题。美国对日本哪怕脱离美国的轨道一步都极为敏感,要采取行动加以阻止,每当此时,美国都会重申美国支配日本的重要性,强调如果日本脱离了美国的遏制,日本就会有进行核武装的危险。
在美国的图示中,日本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走出去就等同于日本进行核武装。但现实情况是,日本政治的主流并没有完全脱离美国的核保护伞、有序推进独立核武装。而且如前所述,即便佐藤政权积极追求核武装,也并没有最终走向废除安保和独立核武装项目。
《我国外交方针大纲》引用核武装一项前的文字如下。
1 关于安保的应施政策
(3)可以预计,我国舆论的方向基本上倾向于不希望美军明显存在于我国国土上。因此我国应首先立足于避免现状剧变,确立领先于舆论动向的愿景,并逐渐建起立足于我国主体性的安全保障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国土安全仅在核威慑力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机动的海空攻击力与补给力上依靠美国,除此之外,原则上以拥有自卫能力为目标。关于朝鲜半岛为中心的远东安全,则需完备各项体制,为达成如下目标而服务:在平时作为抑制力,只为美军提供若干有限制的重要基地设施,紧急状态下有效协助美军使用基地和美军行动。
(4)从质与量两个方面扩充、完备我国的自我防卫能力,完善、改正国内法律体系并充实行政上的各种体制,采取各种措施以使自卫的实力可以在紧急状态下充分发挥,同时逐渐缩小、整理在日美军基地,原则上自卫队在继承现状的同时,继续留置与日本及韩国国防生死攸关的若干美军基地,以发挥抑制力。
《大纲》所言也就是紧急状况驻留论,也可以说是“修正安保”。它意味着这一期待: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维持日美安保关系,减少在日美军基地,增强自卫队,相对降低对美国依赖程度的同时,任何时候都保持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并以此作为外交上的抑制力。尽管如此,鉴于佐藤政权时期向获得、扩大持有核武器的具体能力这一课题发出了直接挑战——不光是研究,也包括核能政策的展开——基辛格、周恩来会谈时将日本核武装问题作为现实来讨论并不奇怪,但是佐藤政权的“核武装牌”最终仅落在保持潜在核武装能力上。
在佐藤内阁时期,美国对日本就核武装牌的回应越过日本,直接靠向中国,加上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所言的日本核武装警戒论,都反映了美国对日本如此程度修正日美关系的尝试都极为敏感,而且反应过激。很难想象此时美国会真的以为日本要废弃安保、独自进行核武装。这时中美共同所表明的对日进行压制的姿态是为了将当时作为经济竞争者崛起的日本紧紧压在美国的臂膀之下所施的恫吓。
另一方面,对美国而言,没有显出放弃安保、对美自立的日本的核武装牌则是不痛不痒。基辛格反过来把它变成了让周恩来认可美军驻扎日本的一张牌。同时,那之后40年的2003年1月,布什总统明确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我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说,如果北朝鲜继续开发核武器,那么也无法阻止日本开发核武器了。”(《读卖新闻》2010.11.10)日本的核武装牌反而被美国用在对中国的时候。“瓶盖论”可谓惊人地长命。
不管怎样,直到这个时期,可以判断存在着这样一个方程式。那就是,日本要离开美国的姿态越是明显,日本越是具备核武装潜在能力,日本就越是在军事上、政治上进一步完全处于美国的支配之下。
与这个摇摆方程式相关,1980年里根与中曾根的关系也值得我们进行探讨。拉开开端并不是中曾根,而是以“刺猬国防论”被熟知的“专守防卫论”论者铃木善幸首相的访美。1981年,铃木访问美国。在与里根总统会谈后,他在新闻发表会上称日美安保条约并不是军事同盟,而触怒了美国。尽管铃木已发誓要同美国在“海路”防卫上合作,但美国并未原谅铃木,美日关系也紧张起来。这种紧张表现了修正后的宪法原理(专守防卫)与美国的霸权原理之间的冲突。
铃木的继任者中曾根康弘在美国也被当作反美民族主义者,成为警惕的对象。相传中曾根在选举运动时将自己作词作曲的“修改宪法歌”拿给后援会的人传唱。这是一首豪壮的军歌。“呜呼/溃不成军/敌人的军队进驻/民主和平之名下/被强加的占领与宪法/策划着将国家解体/若此宪法仍存/只可无条件降服/守着美式宪法/做美元帅的下臣……”。以我的分类,这一立场是继承大日本帝国原理的榜样。他虽然与铃木完全相反,但彰显了与美国在原理上不能合作的姿势。
但是,就任首相后的中曾根在1983年访美之际,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亲美战士。不,也许是不得不如此吧。在记者招待会上,当着里根的面,中曾根不但宣告“日美命运共同体”,而且称日本列岛是对苏最前线上可以不断射落苏联战斗机的永不沉落的航空母舰。一旦发生状况,日本将封锁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将苏联太平洋舰队围困在日本海内。当时,有着“新冷战”之称的美苏核对抗已经发展到一个危险的阶段,里根政权强烈要求日本从“海路”防卫开始,强化对苏战略中的军事作用。通过积极响应、夸张示忠,中曾根一举消解了铃木“脱离美国”和其自身反美民族主义者的“传闻”。通过向美国极端尽忠建立起来的“罗(纳德)康(弘)关系”成为了中曾根最大的政治资产。总之,中曾根的反美言语必须用极端忠于美国的表现予以补偿。
其后,这种制约日美关系的摇摆方程式依旧存在。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日美关系也面临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转折。当时作为反共冷战产物的日美安保,客观上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但在日本,很少有借此良机根本性地重新认识日美安保的行动,相反却是在“国际贡献”的大义名分下,借助海湾战争中的自卫队派兵问题,打开了海外派兵的突破口。1993年非自民党的细川联合内阁成立后,细川护熙首相任命朝日啤酒会长樋口广太郎为主席,组成防卫问题座谈会,重新检讨后冷战时代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这一座谈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构筑多边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议。提案主张以日美安保为基轴,推进与亚洲的多角度安全保障体制,可以说并不彻底。但即便如此,美国方面也反应激烈,开始全面反扑。
其结果就是1996年日美共同声明做出的“日美安保再定义”,它是对60年安保体制的潜在性修改——变更了目的,却免去了手续。美国的新战略是,冷战后继续维持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不允许出现任何对抗性霸权,全面守住本国的优势。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再次效忠于这一新战略。具体而言,1995年冲绳全岛的反基地斗争在决定成败的紧要关头遭到抛弃,日美签订了决定建设边野古新基地的SACO协议。新日美共同防卫指导方针规定,不但自卫队要参加美军行动,日本基层的社会性、制度性资源也要被动员起来,加入该体制之中。以此为突破口,日本在冷战后一步步直接成为美国世界战略的同谋,911之后,日本参加了布什的反恐战争,2005年的“美军再编”又将日本的军力直接统合到美军的直接指挥之下。
美国的对日政策,一直对脱离美国有着警戒心和过度反应。最近,对于民主党2009年竞选公约中提出的“对等的日美关系”的主张、鸠山“将普天间基地移至冲绳县外、日本国外”的提案、鸠山/小泽的“东亚共同体”论调,美国都明确表示了警戒之意。鸠山/小泽路线的反弹,在地震、海啸、核电灾难的“友情作战”中得到了数倍的增强,钟摆在相当大的惯性作用下向右摇摆。本人并非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的支持者,也不是阴谋史观论者,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在赶走小泽、鸠山的过程中,日美的隐在势力没有被动员起来。
在“日美同盟”下,美国要求日本效忠的水准之高,超于常识。可以明确地说,这种维持高要求、高水准的原因,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日本支配集团的主流——外务省、财界、政界、媒体。占领期之后,美国国家维持了与日本国家支配体制之间的有机结合,建立了一个不但可从外部施压,更可从日本内部确保忠诚的结构。
美国根据占领期以来的经验,非常清楚只要不是涉及日本财界利益的经济问题,大可通过恫吓手段——只需由“知日派”中级官僚吓唬吓唬说“亮出底牌!”(show the flag)、“军靴踏在地面上!”(boots on the ground),就可以无限地提高日本的忠诚度。日本方面对美国表现出对日警戒的姿态,抱有深深的恐怖,甚至认为只要是引起美国警戒的行为本身就值得追究。为了消除美国的警戒,甚至不惜过度服务。(奇怪的是很多日本的右翼,如冷战期反共、蔑视亚洲的右翼由于其出身背景就属于这种潮流)。正如我反复主张的那样,战后日本国家不是将美国作为外交对象的外部,而是作为自身的内部来对待的。
过去,日本国内存在着批判美国、批判宪法和平民主主义、批判亲社会主义的“革新阵营”这一有力的反对势力,与亲美、亲财界、修宪的“保守阵营”相对抗。20世纪末社会主义垮台后,这个革新阵营作为“阵营”消灭了,有关国家前进道路的明确的对决战线也消失了。取而代之,丧失了以往政治基础的自民党被赶下台,以政权交替本身为目的的民主党抬头,并于2009年获取政权。
这个党并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或原则,只是为了有别于自民党,多少显示出偏左的姿态,但从整体上还是一个保守主导的政党,追随美国、修宪派占据多数。但目前保守支配集团还没有成功修宪,因此还没能摆脱宪法第九条的限制,获得自由。于是,主流统治者集团——追随美国派,就处处挖空宪法第九条的制约,快速地推进着与美国战略的一体化。
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内部,确实也存在着主张与美国保持距离的潮流。但是这却并没有使统治集团明确地分裂为亲美派、反美派这样的对立政治阵营,而是形成了一种虽然在其内部包含着鹰派与鸽派,却在倾向上有着靠近美国与靠近中国的差异,但从整体上却是以美国统治为前提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体制。这一追随美国的共识体制的存续使美国确定了其判断根据,即无论怎样要求抬高忠诚度水准,日本都会顺从。作为潜在核武装的“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就被编制在这种追随美国的共识体制之中,就像没有出场机会的二号演员一样藏身于舞台两侧。
那么,如果这个演员跳到舞台中央会怎样?不是潜在,而是现实地成为核保有国又会怎样呢?如果那样,通过核电积蓄的力量将转化为现实。在理论上,日本确实也可能放弃安保条约、真心实意地脱离美国、自立、退出NPT体制、成为单枪独马的核大国。具有这种意志的政治势力如果掌权,日本的核能设施和技术将被动员用于制造核武器、宇宙开发,电子技术也将被重新用于军事目的。
日本已经持有了大量没有用武之地的钚。目前,日本有着包容这种可能性的气氛,这也使得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类的人物,可以肆无忌惮地称“日本如果没有核是不行的。只要没有核,就不会被平等对待”、“日本的生存之道是成立军事政权。如果不那样,日本就是别人的附属国。可以进行征兵制”。从这点考虑,上述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石原,2010年6月20日,宪政会馆演讲,ANN新闻6月20日)
当然,这种选择意味着日本完完全全地国际孤立——美国、中国、俄罗斯、南北朝鲜、东南亚、欧洲都将孤立日本,这是一目了然的。无须赘言,这是一条毫无所获的毁灭之途。而且,历史上日本有过选择孤立、导致毁灭的教训。
- 原标题:“三·一一”核灾何以爆发?——战后日本的核电体制研究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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