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该还记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也正是国内的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狂飙突进之时，“张五常旋风”、“科斯热”、“弗里德曼冲击波”…不一而足。那时的中国政府，一方面遭受着来自外部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还遭受着海内外自由派经济学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猛烈攻击，“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专制政府”、“腐败国企”、“僵化的金融体制”…用于冲破国家主权、迫使国家解除政府管制、开放资本账户、变卖国有资产的各式理论武器，齐齐开火。事后回顾地看，中国当时竟然成功守住了防线，既没有爆发金融危机，也没有改变政治体制，堪称奇迹。

实际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单一市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资本国际”的眼中，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山银山，一群贪婪无度的资本家做梦都在想如何才能像洗劫俄罗斯那样洗劫中国！

可以说，正是来自于“资本国际”的经济动机，极强的经济动力，主导了近40年来西方政界、学界、媒体界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击，无论是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领域，还是围绕国企改革、金融自由化、开放市场等问题，乃至针对西藏、新疆、民族、宗教、人权、历史文化等方面各种形式的攻击，都源于此。

所以，中国应该看清，导致中国不断挨骂，不断被妖魔化，不断被宣告“崩溃”的那个炮火据点，其实就在新自由主义这个阵地上，归根结底服务于“资本国际”要把中国变成经济殖民地的战略目的。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往往只是笼统地针对“西方”、“美国”、“自由主义”等概念进行反击，并未特别将主要代表资本利益和带有经济动机的新自由主义单独分出来，这就难免出现混乱。例如当中国教育部官员表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时，马上被舆论反问“马克思主义算不算西方的观念？”这就是不加区别地使用“西方”代替西方新自由主义而引起的尴尬。而即使针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也应该区别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因为两者在很多问题上完全对立。

总而言之，那个真正“亡我之心不死”、反中攻势不断的炮火据点，源头就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国际”。美国政府也好，西方媒体也好，NGO组织也好，其实都是工具。如果不是背后强大的经济动力，它们原本并无多大兴趣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论战，在制度和道路问题上挑起理论之争。

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完全有理由，在历经40年风风雨雨之后，对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一次总清算。中国没有成为“萨克斯计划”之下的俄罗斯，或“布雷迪计划”之下的墨西哥，或“布雷默计划”之下的伊拉克，并不是因为华尔街、IMF和美国财政部没有针对中国的类似计划，只是因为中国坚持了40年没有给它们实施这种洗劫计划的机会。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为建立防线、抵御冲击而付出成本和代价。1980年代的自由化运动和政治风波，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潮造成的“去政治化”，2000年代围绕“国退民进”、国企改革、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汇改等问题的力量博弈，中国都承受了很大的牺牲。直到今天，在大学、智库、媒体、出版界、娱乐界、网络舆论场等多个重要领域，新自由主义势力也还占据着半壁江山，“资本国际”在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经济部门的代理人也还在控制着话语权。

然而，中国自信已经掌握了“与狼共舞”不被狼咬的技巧，积累了运用“双刃剑”不伤到自己的经验。所以，即使新自由主义大本营长期以来都不放弃瓦解中国的战略目标，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频频以敌对势力的面目出现，但中国无意对其进行清算。这个分寸，就是通过习近平主席所说“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这个原则来把握的。

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让新自由主义替中国牵制退回老路的倾向，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让新自由主义替中国打击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也算是一个高明的“借敌”之术。

不拥抱，但也不清算，中国还没取得最后胜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尚未完全退出舞台的新自由主义，一起来到“新起点”，面对未来再出发。

这就是中国在本次G20峰会上提出的“新起点”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含义。历史将见证其里程碑的意义。

作者介绍：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参见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0

[2] 文扬：《G20当看清，世界经济还在新自由主义废墟上挣扎》http://www.guancha.cn/WenYang/2016_08_30_372836.shtml

[3] 热拉尔·迪美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5] 参见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陈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6]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7] 同上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