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思想与文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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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一个翻译界的黄金时代
1980年代堪称是清末民初以后又一个文字翻译的黄金时期，尤其在文化方面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这一时期的翻译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变上，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整个80年代，是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中国的社会现状，并为它重新确立发展方向的时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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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吕新雨、王晓明谈斯图亚特·霍尔
2014年2月10日，文化研究理论大师、英国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霍尔因病去世，享年82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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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滩”：资本又要“传奇”了
“北外滩”是这两年官员和资本家热捧出来的一个新名词，所指的那块地方，本来叫“提篮桥”，后来也叫“杨树浦”，一直是码头和工厂的聚集地，还造了不少工人新村。我提出来这两个名称，不是造两个新词自己娱乐一把，就像那些标题所渲染的，这是要大动干戈了。中国人本有“循名责实”之法，现在更是把这一套发挥到了极致：管你原来叫什么，管你那儿原来——和现在——有什么，你现在就叫“北外滩”了，你就该被“外滩”化了，用“特别报道”重点介绍的一位董事长的话说，你就是“打造地产奢侈品”的一块好材料了！知道为什么老爷们买来一个新丫鬟，都要先给她起个香艳的新名字了吧，这是要预备下手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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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打破“支配性文化”
牛奶多了，奶酪才会多。天才的有创意的人从哪里来？只能从无数彼此不同的人当中来。老话说，上海藏龙卧虎，这其中的一个意思，是指这座城市里有非常多才艺不同的人。前些年，在大自鸣钟那个电器集市里，有一个专门卖法语CD的中年人，对全世界的法语音乐人熟得不得了，很冷僻的作品，只要抄个单子给他，他多半就能搜给你，这就是藏龙卧虎。芸芸众生之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他们有自己稳定的、强烈的兴趣爱好，不为时尚所动，更不是只为了赚钱。这样的人越多，文化状况就越好，越能出有特色的文艺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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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从巴斯夫进驻重庆谈起
看来，至少在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真正理由，并不是物质财富不够多，而是这些财富的分配不公平。套用一个官员爱打的比方：当大部分蛋糕被少数人切走、其余人只能分剩下的一小块的时候，常有两个办法可选：一，叫住那少数人：“不行，你们切走太多了，必须退一点出来！”二，把蛋糕做大一轮，让那剩下的一小块，随之稍大一点。因此，如果在那些物质财富总体上并不短缺的地方，依然听到“做大蛋糕”的强劲鼓吹，你就基本可以断定，这地方是不准备叫住那些切走大部分蛋糕的人的。从这个角度，甚至可以说，那让少数人安全地切走大部分蛋糕的社会分配制度，才是经济需要“持续发展”的真正原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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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新的国家认同及其未来
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当“国家”成为一种包含了多样侧面的指向未来的价值目标，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入远远比“国家”广阔得多的世界，我们对它的热爱才能经得起打击，我们也才不至于动不动就跌回冷漠和空虚。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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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
犹如一个在无路之路上艰难跋涉屡屡迷途的登山者，中国不断地发现自己依然处在不得不“现代”的路程之中，那一座最消耗体力、同时包含了最大希望和最大危险的山口，依然还在前面。但是，从另一面来看，那山口已经不远，社会内部长久积聚的各种深层因素的冲突，这些冲突凸显的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非如此“现代化”就别无他路的大趋势，可世界又难以承受这个“现代化”，矛盾开始显露和激化。如果乐观——或者悲观——一点，那就可以说，我们正站在鲁迅所说的这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的末端，甚至已经是开始走进“大时代”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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