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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中国掉入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西方逻辑陷阱
关键字: 中等收入陷阱逻辑陷阱世界银行国际话语中等收入国家【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文】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主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概念。[1]在提出初期,此概念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也未能引发政策界的深入讨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如担心中国会不会掉入长期社会不平等、增长乏力、发展止步不前等问题逐渐成了国内外研究热点。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很容易被这个概念的逻辑陷阱所误导,对国家未来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其实,任何一个严谨的经济学者经过客观研究,都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严肃的概念。中国肯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而已。
横轴:1960年人均GDP水平与美国之比的对数,竖轴:2008年人均GDP水平与美国之比的对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2年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陷阱”
中国经济经过近40年高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1978年160美元提升到2016年约8000美元,成功地从联合国划分的“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了“中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然而,近年来,面临增速下行,习惯了高增长的中国人对将来能否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焦虑开始增多。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源于一些研究报告都从历史经验角度列举了许多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失败的案例,比如,从1960年算起,当时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在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88个国家或地区要么降至低收入水平,或发展止步不行,二是源于目前中国发展受到了双重压力,既面临创新乏力,也面临增长乏力,来自国际秩序动荡对中国发展的挑战也很大。[2]
正如拙作《美国的焦虑》一书所言,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焦虑,主要在于如何应对群体性崛起大国的挑战,而中国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国,焦虑主要在于如何维持中高增长,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3]因此,多年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银行报告中,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重点深入阐释。此后,鲜有研究报告对这一提法作出公认、统一的定义,背后也缺乏综合、严谨的理论论证。按世界银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这一概念的语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许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将会进入经济停滞期,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现象,最终永远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外。[4]深究这个概念,存在的“逻辑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与发展全貌。从联合国公布的各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看,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显著高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多年来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却被公认为“全球最幸福国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表示乐观的国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像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国等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国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没有经济学理论中的方法论支撑,是一个相当片面的概念。[5]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标准往往是在与美国、美元的对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教授的说法,各国人均GDP为美国水平55%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20%-55%的为“中等收入国家”,小于20%的为“低收入国家”。[6]收入多少则按2015年可比美元计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7]这样的对照方法明显是站在美国的角度评判世界发展,带有“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国民收入均已超过1.3万美元,早已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见,“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多少带有“美国中心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色彩。
三是“历史陷阱”。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局限在二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多数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一些弯路。过早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永远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为时尚早。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而且,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并不代表未来发展就能高枕无忧,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有的欧洲高收入国家还因财政困局而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面临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风险。因此应该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远存在的概念。而永远许多时候代表着虚无。[8]
四是“人口陷阱”。后发的、人口体量较少的国家很难获得经济独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而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总数达到了74亿,其中27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拥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这27个国家,其余经济体的平均人口数只有850万,相当于中国许多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尤其是后发的、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受到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抑制、冲击就会相对较大,甚至很难做经济自主,必须依赖国外,有时国家存续都存在问题。1950年全球只有84个国家或地区,1970年也只有143个,现在则有200多个。这说明世界上多数经济体的续存时间尚且相对短暂,在全球经济体竞争激烈的常态下,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发国家中小经济体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9]像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体量较大的国家,只要政策得当,社会稳定,国内市场消费能力得以培育,持续增长则是大概率事件。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规模不同的国家之间对等地比较经济现象。
作为人口占全球近20%、2016年GDP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约16%的巨型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以及所伴随人均国民收入的上升过程,不只是受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制约,也会正向地改变全球经济结构和标准制定。比如,一些非洲国家因中国的投资与发展而发生命运的改变。对现在的中国来说,如何构建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需要放在全球视野来看,才可见其全貌,更应以平常心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当然,平常心看待增长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轻心。毕竟,二战后有过连续50年以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5%以上的国家总共只有五个,分别是中国(6.7%)、博茨瓦纳(6.0%)、新加坡(5.6%)、韩国(5.5%)和赤道几内亚(5.5%)。[10]中国既要为过往的增长成绩而感到自豪,也要为未来能否继续增长而放长心态,不必过于焦虑,但也不必过于无视。毕竟,对于这个高难度的任务,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从长计议,转换发展动力,才能经受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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