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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要担心的不只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全球增长陷阱
关键字: 中等收入陷阱全球增长陷阱国际秩序中国经济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1978年的160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约8000美元,成功地从联合国划分的“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了“中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在习惯了高速增长、近两年却面临增速下行压力时,中国人对将来能否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担忧与焦虑开始增多。
这种焦虑感一方面来源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低概率的历史经验(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的88个国家或地区要么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要么下降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另一方面也源于目前中国可持续性崛起受到了来自创新与增长双重乏力的国内外压力,尤其是国际秩序的重建与动荡期对中国增长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
正如拙作《美国的焦虑》一书所言,当前唯一全球超级大国美国的焦虑主要在于如何应对崛起大国与其他群体性力量的挑战,而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国中国的焦虑,就在于如何维护中高速的增长,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正因为此,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根本要靠发展,而发展必须有合理的增长速度。
作为人口中全球近20%、2015年GDP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15.5%的巨型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以及所伴随人均国民收入的上升过程,不只会正向地改变全球经济结构和标准制定,也会反向地受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制约。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需要放在全球视野来看,才可见其全貌。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只会正向地改变全球经济结构和标准制定,也会反向地受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制约
全球比较视野下,“中等收入陷阱”存在陷阱
2016年,全球人口总数达到了74亿,其中27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拥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这27个国家,其余经济体的平均人口数只有850万,相当于中国许多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尤其是后发的、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受到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抑制、冲击就会相对较大,甚至很难做经济自主,有时国家存续都存在问题。
1950年全球只有84个国家或地区,1970年也只有143个,现在则有200多个。这说明世界上多数经济体的续存时间尚且相对短暂,在全球经济体竞争激烈的常态下,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从这个角度看,国内舆论不必被跨过陷阱的小概率历史经验所吓着。
另一方面,即使越过中等收入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阶段,并不代表国家发展就能高枕无忧了。这些年,美国、欧洲和日本都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国内风险频发,有的欧洲高收入国家还因财政困局而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面临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远存在的,那就是一个国家如何构建国内外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环境,让发展成为一种永续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国内外不少研究已证明,在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类不同的经济体,都有可能陷入增速低迷状态,即所谓“增长陷阱”。相比之下,在三类经济体的“增长陷阱中”,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困境反而是最小。通过这种比较,国内舆论就能以平常心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当然,平常心看待增长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轻心。毕竟,二战后有过连续50年以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5%以上的国家总共只有五个,分别是中国(6.7%)、博茨瓦纳(6.0%)、新加坡(5.6%)、韩国(5.5%)和赤道几内亚(5.5%)。中国既要为过往的增长成绩而感到自豪,也要为未来能否继续增长而放长心态,不必过于焦虑,但也不必过于无视。毕竟,对于这个高难度的任务,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从长计议,转换发展动力,才能经受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考验。
全球增长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在开放型经济、价值链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每个经济体的增长都与全球经济不可分割。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国基础设施网络、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全球化元素,都与每个经济体的增长息息相关,却又有其自身运行方式,不能仅从主权国家的世界观去分析。每个经济体的增长陷阱问题,都需要看到其中的全球化元素。
在当今世界,波及到每个的经济体的全球性“增长陷阱”正在变得日益严峻,这就是金融危机深层化发展带来的复苏乏力,并且在2016年进入了更严峻的新阶段。由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增长陷阱”的性质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造成每一个经济体增长放缓的原因,最多地是来自像“输入型”经济风险,比如国际金融危机、战乱、强国金融制裁、他国经济不稳定等国际因素,而非仅仅聚焦在内部原因。
当下的“新增长陷阱”起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占全球货币发行量九成的西方经济体无节制的“印钞救市”行为,带来国际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全球实体经济通缩,经过深层化发展,能够在2016年看到的显著后果,就是全球“负利率”、西方“零增长”以及金融市场波动、汇率市场震荡、大宗商品低迷等全球经济系统性问题,乃至难民潮、恐怖袭击频发等“次生灾害”。2015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年的全球增速预期为3.1%。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已被调低至2.9%。这将是继2015年的2.4%之后,全球经济连续第二年增速低于3%,且大大低于预期。要知道,2008-2014年,全球实际GDP年均增速是3.26%。
为此,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G20国家提出了全球增长目标,即到2018年底“使全球经济总量比‘现有预期轨道’基础上更多增加2%”。测算可知,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让全球经济在2015-2018年平均增速达到3.2%以上。按照目前全球经济情况,这一目标恐怕面临落空。
毫无疑问,无论什么类型的经济体,未来的增长面临“新增长陷阱”的病灶其实在全球全身,因为各个经济体均面临着克服增长陷阱的全球难题。
- 原标题:跨越增长陷阱,须改革国际秩序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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