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晋】

在经历了一天的投票之后，4月16日夜间，土耳其公投结果揭晓：修宪公投以2.72%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这样，土耳其将从议会制国家转为总统制国家，总统的权力将会大大增强，不仅可以直接任命副总统和各政府部门的部长，而且将会有权直接发布命令、解散议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等。而作为当前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无疑会成为最大赢家，从2019年新宪法修正案实施开始，再度连任两个任期共十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担任土耳其国家权力最高领导人直至2029年。

除了埃尔多安，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同样对于此次公投“热情满满”。公投通过后，正发党将可以在总统权力的“庇护”下安稳盘踞议会，持续对土耳其国内政治圈施加关键影响力；也意味着正发党在土耳其国内公共社会宣告“胜利”，更会极大地挫败其他反对党和政治势力的影响力与自信心。

其实公投结果早在选前就已露出端倪。从前期宣传工作来看，土耳其几乎已经提前宣告了公投“胜利”。在土耳其国内，到处都贴满了呼吁人们投出“赞成票”的标语，到处都是正发党的旗帜和埃尔多安的画像。在公共舆论上，几乎所有权威媒体，比如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TRT）下属的诸多媒体，几乎每天24小时连轴播出广告，呼吁民众上街投出“赞成票”。在土耳其国内主要的清真寺，几乎所有的伊玛目（伊斯兰教士）也都极力呼吁民众上街投“赞成票”。可以说，从公开场合的宣传“覆盖率”来说，“赞成票”几乎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

埃尔多安在投票站

与之相应的是土耳其国内微乎其微、难得一见的“反对票”声音。在公开场合，很难见到有反对党贴出号召投“反对票”的宣传资料，即使有一些这样的宣传品，也只是出现在很小的地方，而且很快会被闻讯而来的地方官员和安全人员收缴。张贴出来的号召投“反对票”的宣传品，也会很快被一些不明身份的“神秘人员”所撕去。

不只是在现实的公开场合，在网络平台，尤其是推特、脸书和WhatsApp等社交平台上，也很少有人敢公开号召民众投出“反对票”，因为往往一旦发现这样的账号，相关发布人很可能会被土耳其政府安全人员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骚扰。

可以说，“反对票”的声音在土耳其公开场合几乎很难听到。

其实“赞成票”声浪的大张旗鼓，与“反对票”声音的偃旗息鼓，并不一定代表土耳其真实的民意状况。根据选前4月13日的民调结果，有大约90%的土耳其人表示会参与此次修宪公投，其中51.5%的民众表示会支持修改宪法，另外有48.5%的民众表示会投出“反对票”。如此接近的比例，考虑到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影响因素，其实土耳其国内支持修宪和反对修宪的比例大体上是1：1。

既然支持声音和反对声音都几乎对等，那么为什么很难在公开场合见到“反对票”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和土耳其当前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权势过大有关。

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从2002年埃尔多安当选总理以来，土耳其的综合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提升迅速，很多正发党的支持者往往会感激埃尔多安，认为他是土耳其的“政治强人”，将过去那个从来必须对着欧洲和西方国家“低三下四”的小国，发展成为了今天的一个地区强国。埃尔多安在很多领域，比如教育、慈善、医疗、养老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赢得了不少民众的口碑。因此，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确实有着很大的群众基础，这点是需要肯定的。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权力的长期巩固，尤其是2016年7月土耳其爆发未遂军事政变之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权力更加稳定，原先可以挑战土耳其政府权威的军队、司法系统和遍及宗教、慈善和警察系统的“葛兰运动”，都在2016年7月份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命令下，纷纷遭受重创；而面对库尔德民众，正发党和埃尔多安则再次拿出“恐怖分子”这样的标签，来震慑库尔德民众中间的反对派政治力量，比如包括国会议员、土耳其国会三大反对党之一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德米尔塔什，就被捕入狱，而土耳其国内的“老政党”、秉持“国父”凯末尔传统的共和人民党旗下的报纸，也被迫关停。

利用紧急状态，尤其是定义范围模糊的“恐怖分子”和“葛兰分子”，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编制了一个巨大的“法网”，对一切可能会影响自己政治力量的个人和群体都予以打压。有统计显示，从2016年7月至今，土耳其国内已经有将近100多个非政府组织被迫关停，而被关停的媒体则更是不计其数。因此重压之下，许多人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做出妥协。

除了土耳其媒体、政治人物和非官方组织面临巨大压力之外，土耳其国内的宗教团体同样或主动或者被动地必须支持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在土耳其国内，登记在册的清真寺大约有85000个，这些清真寺内的伊玛目，几乎都是由土耳其宗教事务管理局（Diyanet）来管理，并由宗教事务管理局发放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