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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土耳其嘴上说着世俗化,身体却在伊斯兰化
关键字: 土耳其伊斯兰化世俗化凯末尔正发党世俗主义VS伊斯兰化
土耳其历史上的“伊斯兰化”声音其实一直存在。现代土耳其国家建立于“一战”之后,1924年,执政地位刚刚稳固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宣布废除象征着伊斯兰世界最高权威的“哈里发”制度,并且关闭宗教学校,将宗教基金充公,开始实行世俗化。面对土耳其国内宗教团体的反抗,土耳其军队成为了坚决的世俗化捍卫者,以武力强行保卫土耳其世俗化进程。
凯末尔所推行的“现代化”进程,是以一系列激进的政策在短时期内完成的。这就必然涉及到对土耳其历史认知的重新建构和对土耳其身份的重新刻画。曾经的土耳其语被重新以拉丁字母代替了阿拉伯字母,而土耳其历史上曾有的“奥斯曼帝国辉煌”被谨慎的筛选,以构建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元素。这种重构,必然面临着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存在人为“建构”而导致的被“解构”的风险。
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国父
比如土耳其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6年曾经取得了著名的“库特大捷”,一役迫使英国军队近13000多官兵投降。但是这次战役的土耳其军队指挥官努尔丁在凯末尔推行的“服装改革”中,拒绝摘掉自己的“费兹帽”而戴上“西洋礼帽”,结果引得凯末尔不快而遭到了一定的迫害,这段辉煌战史也最终尘封。也正因为如此,当近些年这段历史重新被研究和热捧之后,凯末尔主义也就容易成为“奥斯曼荣誉”的对立面。这种风险必然随着土耳其社会变化的不断发生而酝酿和发酵,产生新的身份裂痕,最终影响土耳其整个政治稳定。
这种新的状况,在“二战”后开始显现。随着土耳其国内政治秩序安定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化和阶层矛盾也开始显现。1950年土耳其民主党通过选举正式上台执政,打破了土耳其“共和人民党”长期“把持朝政”的一党独大局面。土耳其民主党反对之前“共和人民党”时期对于土耳其社会的过度干涉和控制,希望能够以自由政治来促进土耳其社会新发展。而与此同时,伴随着土耳其国内民众文化水平的提升,原先的“共和人民党”执政里“说教式”的政治管理再也不能为继。
也恰恰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土耳其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长期的“共和人民党”执政带来的政治僵化与政治腐败,使得传统的政治力量开始分化,决定未来土耳其政治的右翼保守主义者和左翼等力量都纷纷呈现。在这一时期,土耳其国内的保守主义者力量迅速崛起,其对于国家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也逐渐明朗。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普通的市民和农民阶层开始用伊斯兰教作为争取权利的武器,同当时的资本势力乃至国家机器相互抗衡,这为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力量复兴提供了机遇。而土耳其工人阶层也开始组织起来,进行维权行动,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多个左翼政党。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土耳其左翼和右翼之间,往往会爆发激烈冲突。当时的土耳其左翼团体和右翼团体往往由于各自政治立场相差极大,相互的暴力活动不断增加。今天的土耳其重要反对党“民族行动党”的不少骨干,在上世纪60-70年代就领导过或者参与过与左翼团体的“街头政治”对垒。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抨击与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相互敌对,使得土耳其社会陷入巨大混乱之中。
在混乱之中,如果一个意识形态想要能够取得“主导”地位,除了单纯凭借武力强压其他意识形态之外,只能进行自己的改造,通过一定的妥协弥合各个阵营的需求与呼声。从上世纪60年代往后,包括“民族秩序党”、“救国党”、“繁荣党”、“贤德党”和“正义与发展党”等伊斯兰政治力量不断演变,在坚守“伊斯兰是公正秩序和纯洁的基础”的同时,承认了世俗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多元化,能够得到更多的选票,得以不断的趋近土耳其的最高权力。
正发党上台之后,土耳其的伊斯兰化进程不断加剧
消失的制约
其实现代土耳其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对于“非世俗主义”或者挑战凯末尔主义的力量,是有着三重制约力量的。第一重就是土耳其议会,土耳其议会众多的议席设置,能够防止一党独大,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包括伊斯兰主义取得政权;第二重就是宪法法院和其他土耳其司法系统,这一系统往往能够裁决“违宪”,将某些具有伊斯兰倾向的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解散”;第三重就是土耳其军队,土耳其军队在土耳其历史上多次发动政变或者向政府施压,使得某些违背凯末尔主义的伊斯兰政治力量不得不低头。
但是这三重制约在2002年之后,受到了来自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巨大挑战。首先是议会选举中,埃尔多安和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几乎在2002年之后历次议会选举中都以绝对多数议席统领议会,尽管2015年6月选举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是2015年11月选举中再次恢复强势,这使得其他反对党很难对“正义与发展党”形成制约;
第二重来自于宪法和司法系统的制约,则伴随着2014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以针对著名土耳其伊斯兰学者法士拉•葛兰为名,对土耳其司法系统的整顿而遭到极大削弱;
第三重来自于军方的限制,则伴随着2002年之后多次针对土耳其军队“政变”的指控以及军方人事调整,被很大程度上遏制。可以说,当前的“正义与发展党”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已经缺少了制约因素。
也正是因为没有了制约力量,当卡拉曼阐述了“宪法伊斯兰化”的想法之后,才引起了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极大不满和恐慌。也正是缺少了重大的制约力量,卡拉曼在面对汹涌的民意抨击之时,仍然能够“稳坐钓鱼台”,不用辞职,只管“道歉”就可以度过危机。土耳其的“伊斯兰化”,也许已经不可逆转,只是缓慢前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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