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国内媒体往往十分关注这些被扣留的维族人命运，通常会及时的跟进报道，并且以自我想象的莫须有罪名抨击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土耳其本国公民同许多中东国家公民一样，往往对于中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在媒体自我营造的意境“忽悠”之下，往往容易形成偏激的热点议题，刺激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成为了土耳其国内极右翼分子“发飙”的理想话题。

第二个因素是此次事件时间节点敏感，加上土耳其社会对于中国的歪曲认知，也促使了此轮游行的爆发。土耳其不少媒体历来将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做歪曲化处理，往往一边倒的认为中国在新疆“欺压”维族，以博取媒体效应和背后的政治效应。当每年的“七五”临近，土耳其境内的极右翼势力都会发动一波抗议浪潮，要求土耳其政府重视新疆问题。这种曲解往往十分严重，比如近日土耳其联赛卡斯帕萨队的一名“比利时籍土耳其”球员奥兹图尔克就公开表示，自己拒绝了“两家来自中国足球俱乐部的加盟邀请”，其原因就是为了支持“受苦受难的维族人”。奥兹图尔克对土耳其媒体表示：“我每天都看报纸和新闻，中国天天在屠杀维族人，维族人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应当帮助他们！”如此荒谬的言论，却也博得了土耳其国内不少民众的支持和同情，可见土耳其对于中国的歪曲和不解。

第三个因素是土耳其国内不少媒体接连关注的“中国禁止新疆伊斯兰教徒国‘斋月’”的传闻。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土耳其国内媒体都报道了中国禁止新疆尤其是南疆维族穆斯林前往清真寺礼拜，出国朝拜和“守斋月”的传闻，甚至越传越真。加上之前土耳其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结果土耳其普通民众往往容易相信这些谣言。笔者在游历土耳其期间，同不少土耳其老百姓闲聊。常常有不少土耳其人问我，中国为什么“屠杀穆斯林”？他们认为“中国的穆斯林受苦受难”，甚至还会煞有介事的拿出土耳其和西方媒体的报道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些报道往往是无稽之谈，其逻辑混乱到无需辩解，但是土耳其国内不少民众仍然如此信服。其实不止是土耳其，包括巴勒斯坦、埃及甚至其他一些中东国家，甚至是一些我们国内认为应当对中国“感恩”的国家，其民众也往往对中国形象和我们的民族政策缺少客观正确的认识。这些现象，暴露了我们国内外宣工作的不足，值得国内的外宣机构反思。

新疆问题与土耳其政坛

由于正处伊斯兰教“斋月”，土耳其媒体最近接连报道了多篇中国“压制”伊斯兰信仰尤其是新疆维族穆斯林宗教活动的报道。土耳其外交部甚至在近日召见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并针对此情况提出抗议；中国大使则当面提出反对，并向土耳其外交部表明了这些报道的“无稽”。尽管做出了澄清，但是土耳其社会尤其是极右翼分子仍然不依不饶，组织了大规模集会并发动了暴力袭击，以博得眼球。其实土耳其极右翼分子年年此时举行集会，旅居在土耳其的中国留学生也往往见怪不怪。但是今年抗议规模如此之大，且爆发暴力袭击，恐怕同土耳其国内政治有着不小的关系。

此次游行的活动主要发起者，是土耳其国内重要的极右翼团体“自由之心”。“自由之心”同土耳其国内主要的右翼政党“民族行动党”关系紧密，而“民族行动党”则在今年6月份的大选中获得了13%的选票，成功进入土耳其议会，坐拥80席（总席位550席）。尽管选举结束已经有一个月，但是土耳其各个党派组阁之事仍然未能完成。第一大党“正义与发展党”席位未能过半，因此最近12年来第一次需要同其他政党联合执政；“正义与发展党”的“老对手”德米尔凯什领导的左翼政党“人民民主党”则首次成功进入议会，同样获得80席。在此背景下，如何组阁显得十分关键，除了各个政党领导人彼此私下交易谋划之外，充分利用社会舆论也成为了造势的关键。

作为中国和土耳其关系的敏感话题，新疆问题往往能够短时间内获得舆论注意。比如去年当中国和土耳其就“被捕偷渡者”向泰国提出交涉之时，土耳其右翼政党领导人巴赫切利就在其社交平台上，抨击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埃尔多安“对维族人的命运漠不关心”，而埃尔多安则反唇相讥，表示自己“关注他们的命运”，指责巴赫切利“只会逞口舌之快”。在如今组阁艰难，各方势力暗流涌动的情况下，极右翼势力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表现实力，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对于埃尔多安来说，六月份的大选让“正义与发展党”丢到了传统的议会“过半大党”的身份。其传统的政治领地、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地区由于对“正义与发展党”在叙利亚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失望，将选票投给了德米尔凯什领导的“人民民主党”。德米尔凯什在选举前曾经公开表示将不加入“正义与发展党”组阁的政府之中，而传统的“共和人民党”则同“正义与发展党”不容水火，“正义与发展党”不得不向右靠拢，与“民族行动党”接近。在此背景下，利用“新疆问题”来争取右翼和极右翼选民的支持，也就成为了当前主导土耳其政府的“正义与发展党”的主要目标。于是在此次暴力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忿忿不平”的土耳其外交部、深思理解“黑”中国的土耳其媒体和纵容游行队伍的土耳其警察部门，其后也有着深刻的政治变动的影响。

其实无论是早期的新疆分裂势力领导人阿力普提肯和伊敏，还是后来形形色色的各类“疆独”势力，都将土耳其作为自己重要的“大本营”。早期的“疆独”势力往往借助于个人在土耳其国内的人脉，来获得土耳其对于自己的支持；随着土耳其和中国关系的不断发展，“疆独”转而通过舆论、宣传和学术等手段来抹黑中国，获得土耳其的同情，进而影响土耳其的政治决策。在此背景下，任何土耳其政府，尽管不少信誓旦旦的在访华期间表示“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回到土耳其后，面临政治竞选残酷的搏杀，都不可能完全抛开新疆问题。

中国在新疆问题上之所以时常觉得“委屈”，是因为中国在新疆问题上往往处于西方媒体“被表述”的地位；而我们的外宣机构由于各种因素的掣肘，话语权太小，几乎不可能影响当事国社会的民间印象。因此每当土耳其敏感政治时刻出现时，我们一次次的看到土耳其右翼意淫新疆议题，加以炒作，藉此满足国内的政治需求。可以想见，新疆问题依旧会持续困扰今后的中土关系，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做出突破，更要努力的发出自己的声音，激浊扬清传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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