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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娟:“三权分置”鼓励资本下乡,能为农民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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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改革试图在农民和经营者之间保持一种共赢格局,农民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经营者获得土地经营权。普通农民经营者与土地承包者的利益可以相容,但下乡工商资本与土地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互相冲突的。
土地村内流转对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都有利。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大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在城市难以获得稳定的就业和居住条件。20-30岁的青年农民工很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4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就越发困难。随着年龄增加,或者遭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民,返回农村种田是一种更好的、更普遍的选择。土地村内流转,无固定租期,进城务工农民就保留了返乡继续种田的选择权。
正乘火车的农民工们(图源自网络)
留村务农农民大部分因为劳动力素质较差,或家庭父母太老或子女太小或其他原因而不能进城。他们是农村的弱势群体,仍然需要依靠土地获得农业收入和就业。土地流转租金较低,可以提高留村的弱势农民群体的收入。更准确地讲,普通农民经营者是帮外出务工农民代管土地,防止土地抛荒,也获得一定收入,一举两得。不是说普通农民经营者的权利不需要保护,只不过他们诉求的不是长期流转、抵押贷款的权利,而是土地集中连片、便于耕种的权利。总而言之,土地村内流转将土地利益留在村内,由农民分享。
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流转土地的租金较高,承包户可以获得较高租金收入。但保护土地不被违约收回,承包户丧失了要回土地和返回农村的权利。土地通过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方式转让,必将使土地流转成为农民一旦离开就回不了家务农的新“圈地运动”。当年龄较大,或者遭遇经济危机时,不能返回农村、无路可退的农民只能贫民化,或者落入城市贫民窟,进而引发政治动荡。日韩台地区,虽然采取土地私有制,但在城市化未完成阶段,地权均分且农民的土地流转受到管制,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持了农村的稳定。相反,拉美国家农民可以自由流转土地,大量农民丧失土地,进城寻找生计,形成大规模贫民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若不谨慎,极有可能因此陷入“拉美陷阱”。
工商资本下乡集中连片流转土地,不仅留村务农的普通农民无法流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在流转区内的留村务农农民也可能反而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这将损害弱势农民群体,尤其是劳动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妇女的利益。有人认为,土地流转,农民可以获得进城打工收入、土地租金收入、在农业企业打工的工资性收入三份收入。这个观点忽视了,留村种田的往往是弱势群体,是难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商资本下乡耕种土地,需要的劳动力更少,大部分农民都少有在农业企业打工的机会,且农民流转土地获得的土地租金很有可能低于农民自己耕种土地获得的收益。换而言之,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很有可能会分割分享农村本来就不多的农业利益,挤压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农业经营主体都是农民家庭,限制资本下乡占有土地,即使是采取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也是如此。日本在城市化过程中一直限制土地流转和工商资本下乡。1970年城市化率超过70%,农村人口减少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土地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弱化。日本才开始将农地制度改革的重心定位为农地流转,但仍不允许非农民(包括市民和工商企业)租赁农地从事农业。直到2009年日本的农民数量已经下降到不足人口总数的5%,才许可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日本在70年的城市化过程中限制非农民占有耕地,对日本的现代化转型和社会政治安定有很大的贡献,因而对国民经济发展也起到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这是日本包括日韩台地区工业化进程高度有序的基本原因。
日本在70年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直限制非农民占有耕地(图源自网络)
目前,中国农村还有6亿多农民依赖土地生活,还有2亿多农民工依赖土地获得社会保障,农业利益分配理应遵循“农地农有”原则。在这一现实前,如此鼓励资本下乡,未必是个明智的抉择,甚至还有可能因此造成难以弥补的错误。
问题在于,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能否解决中国农业面临的种种问题,形势并不乐观。就粮食种植而言,留村务农的农民大部分都是弱势劳动力,或者闲置劳动力,由农民经营弱质农业,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收益,才能保持农业竞争力。由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或非粮化,甚至非农化,或需要国家高额补贴。这使得中国农业发展的问题更严峻。
允许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本来是为了扶持弱势的农业产业。但即使工商企业获得了贷款,也未必有投资农业的积极性。农业是弱质产业,投资利润率低于其他产业,工商企业更合理的选择是将通过土地经营权抵押获得的贷款投资其他产业。因此,即使不经营农业,也不排除一些工商企业照样下乡“圈占”大量土地,以获得贷款的可能。中部某市开展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中,很多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经营权、获得抵押贷款后,将贷款用于发展其他产业,将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给当地农民耕种,保证自己的租金收入。
“三权分置”改革基于下乡工商资本的利益诉求强化土地经营权,这不仅可能损害农民利益,很大程度上也会将中国现代化和农业发展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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