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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2018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奇迹何以发生
关键字: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崛起中国模式【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多个前所未有的奇迹:最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最大规模和高速的工业化、持续时间最久的高增长、没有对外掠夺和殖民的完全和平崛起。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古老文明能再度复兴,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绝非单一原因所能解释和涵盖。这既有文明基因性因素,也有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性因素和改革开放时面临的时代因素,更有特定时期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甚至还要如同当年的美国崛起一样,要有一点运气。
2018年1月1日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基因性因素
中国崛起的文明基因性因素有四。一是人民勤劳。二是高储蓄率。三是崇尚实用理性、选贤任能带来一个务实的高质量官僚体系。四是独特和例外的政治模式。
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中国形成了典型的农业文明。这决定了民众只有一年四季辛勤耕耘才能维持温饱。由于靠天吃饭和自然灾害频繁,也令举国上下养成了节俭和高储蓄的传统。同时由于长期的国家统一过程(春秋战国)和超大规模导致的治理难度,使得实用理性、贤能政治成为中国的传统。这一方面体现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上,另一方面则是形成了高质量、实事求是的官僚体系。
欧亚大陆农业带分布图
也正是由于这个历史和地理条件,使得中国政治成为各大文明的例外。这包括民本、无宗教的世俗社会、政治权力为单一中心。同时代的文明要么是希腊的民主,要么是忽视民众利益的“君权神授”和“朕即国家”,要么是宗教、贵族和政治权力三个中心博弈。
事实上,中国的文明基因并不仅限于这几个方面,比如“必须不断改革”的理念早在中国文明之初就已经产生。三千年前,《诗经·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以上四个最重要的基因性条件在中国进入工业化时期发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国有着庞大受过基础教育的勤劳劳动力,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巨额的资本以及抗击各种危机的能力,而高质量、务实的官僚体系则令中国能够与时俱进迅速适应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中国独特的政治传统,一是有效化解了民粹和资本对国家的控制与影响,二是可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艰难和必要的改革。这两点,西方至今都没有解决。
历史性因素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性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再度恢复统一和主权完整,重建政府的有效管理,而且和过去不同的是,这种有效管理直达过去皇权时期鞭长莫及的乡村基层。这应该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建立了组织性、纪律性严密的列宁主义政党。它对中国的特殊意义在于成功改变了中国人散漫、分裂的局面,重建了社会的高度组织性,使得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
二是国家主导下的全方位建设。工业上,以压制农业为条件的强制性工业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到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军事上成为核国家,确保了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农业上,遍布全国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国今天95%以上的水坝都是八十年代以前建设的;教育上,通过大规模扫盲,令识字率上升到90%,从而为改革开放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能满足需要的劳动力。除此之外,实行土地国有和集体化,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顺利推行创造了条件。
三是治国的经验教训和意外后果。
这包括对计划经济的清醒认识、“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两次对地方经济放权、文革灾难反促成了改革的高度共识。
中国传统上是单一制国家,但在前三十年却有中央和地方的两次分权。从1957年到1961年,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从40%下降到14%,地方政府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从29%上升到55%。大跃进失败后,又开始收权。文革期间,中央权威受到极大损害,社会失序造成事实上的权力下放。到1974年底,地方已经拥有相当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建立了各自比较独立的经济管理体系。这些都为改革后的放权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中国摆脱计划经济之所以比前苏联东欧、印度更早更快更成功(印度九十年代才开始放弃计划经济),很重要的历史性原因即在此。
时代因素
改革开放启动时的时代条件则包括:一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西方开始在全球进行产业和资本的转移。当时西方对新市场的渴望难以言述。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建国后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考察。在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一些州长(不是总理)表示可以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中国。放到今天的时代背景下,简直不可思议。假如今天再有国家要搞改革开放,就难有中国当时的条件。
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代表团赴西欧考察,图为谷牧一行到法国
二是冷战仍没有结束,中国和西方成为对抗苏联的盟友,获得了西方的市场、技术和资金以及外交支持。比如1988年中越在南海发生海战,美国为首的西方保持沉默,反倒是苏联一边倒的谴责。这和今天俄罗斯保持沉默、美国积极谴责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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