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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特朗普是西方模式下人才逆向淘汰的胜利者
关键字: 特朗普美国大选西方模式西方政治制度西方选举第三,西方通过选举产生人才的模式遭到挑战。西方民主选择人才当然也是看重能力的,比如某个部长或州长要参选,在其任上政绩如何,选举时都会大肆宣扬,错误决策则会被对手抓住攻击。但问题在于,选举时的褒扬攻讦毕竟不是标准化的比较,最后的结果全凭选民在宣传攻势下的感觉。
而且,候选人往往在治国理政的经验上有“断档”,比如部长很可能没有地方经验,而州长很可能没有在中央政府任职的经验,在新岗位上能否胜任,只能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当然特别糟糕的还是有直接弹劾的机会。
中国一方面已经实现人才的定期更换,另一方面在选拔人才上已对西方模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即能力得到充分检验之后才能够被选拔到更高的工作岗位。而且只有通过类似的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由八千万党员中最优秀者进入常委。中国不会出现先选上试试,不胜任就换下的情况。毕竟,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则十分的谨慎。
在西方选举模式下,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立衰。克林顿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显的写照。从结果上讲,是不是有点像有些人吐槽的世袭皇权体制的特征?
所以台湾出现柯文哲现象并不奇怪。他本人一开始无知地狂言:“当市长比当医生容易多了”,直到胜选后坦承:“发现政治也是一种职业”,甚至还哽咽说:“人生好辛苦,我好累”。他是觉悟了,可是台北人民还要等他把任期四年做满。
如果说早期中国以突破血缘限制的科举制而领先世界,那么今天中国这种以能力选拔为标准的任期制再度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第四,在西方现行体制下,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于从政。这也是西方当前很难选出优秀政治人物的原因。
一是在全球化和金融时代,精英获得财富的能力、速度和领域迅速提升和扩大。但政界则由于民粹因素,往往不敢提供相应的收入和待遇。比如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后,决定从全社会招聘副市长。结果来了一个应聘者,一问对方目前年收入几千万,立即让其走人,说台北市政府根本不可能提供这样高的收入。再来一个应聘者,一问也是收入远远高于官员薪资水平,也不得不将其拒之门外。众所周知,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政治领域资源远远少于经济界,其人才素质自然可想而知。
二是扭曲甚至无底线的选举过程令优秀人才望而却步。
任何要角逐公职的人都必须面对两个挑战:一个是私生活不复存在,自己和家庭的隐私都将曝光于世人面前。可只要是人,都会有七情六欲,有弱点,有过失。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只要从政,则一切都被道德化、完美化。
2003年阿诺德·施瓦辛格在妻子玛丽亚·施莱弗的陪伴下竞选加州州长
美国著名的铁汉影星施瓦辛格在竞选加州州长时被揭发得体无完肤,其未成年时的劣迹也被尽数挖出,在银幕上塑造的负责任的英雄形象一夕倒塌。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崛起的领袖陈为廷,在参加苗栗县“立委”补选时却一再被曝光早年的性骚扰事件,在身败名裂之后不得不退出竞选。
最近英国首相卡梅隆已经过世的父亲被媒体曝光有离岸公司,卡梅隆四天给出四种不同的解释,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从中获利,并公布了自己近年来的交税清单,此举创英国政治史上首例。但却引发英国社会的担心:将导致优秀人才不愿从政。
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法国。萨科奇成为法国总统后,第一夫人无法忍受隐私被频繁曝光的生活而选择离婚。
第二个挑战是选举期间激烈、不择手段的攻击和各种阴谋陷阱。
对华人而言,最有名的自然是台湾两度发生的选前枪击事件。2004年神秘的两颗子弹,令落后的陈水扁以微弱优势获胜。2010年“五都选举”,投票前发生的连胜文被枪击事件令国民党逆转。如果以我所在的法国为例,则当属2012年总统大选前夕,发生的两起重大政治事件。
一是发生在同党的时任内政部长萨科奇和总理德维尔潘之间。德维尔潘的亲信捏造了一份虚假名单,指控萨科奇涉嫌洗钱,史称“清泉案”。但身为内政部长的萨科奇反而借力打力将之戳穿,也彻底终结了对手的总统梦。最后双方闹到法庭,德维尔潘的亲信被判有罪,而他本人则无罪释放。
二是反对党最具声望、民意支持遥遥领先的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不料,他却在纽约处理公务时陷入离奇的强奸门。其带手铐被警察押送的镜头传遍全球,丢尽了一向高傲的法国人的脸面。最后,当卡恩被迫辞职并失去竞选总统的可能性之时,他又被宣布无罪——尽管政治上他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事件过后不久,卡恩表示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尽管已经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只是这起阴谋赔上的还有法国的国家形象。内斗到连国家利益都不管不顾,可谓令人叹为观止,其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卡恩在强奸门之后身败名裂
第五,尽管西方很难选出优秀的人才,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对有限的政治人才还存在巨大的浪费。
由于政党对决,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为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往往会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法国外交家燕保罗是著名的知华派、中国通。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参与法国对华外交事务,法国《费加罗报》网站对他的评价是:“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外交部对中国最为了解的人士之一。”但在右派执政期间,长达十多年无法进入决策层施展其才华。等到社会党2012年执政后,立即将其启用,在奥朗德胜选后的第六天就担任总统外交顾问。但很可惜,仅仅两年他就因病去世,一身才华付诸东流。
其实,即使认同这个体制的群体也不否认西方很难选出优秀的人才。只是他们认为西方的制度优良,个人的作用甚微,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也不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后果。可这又和早期他们认为西方体制可以定期更换无能的领导人,从而优于其他制度的说法自相矛盾了。
总之,一人一票制度下对大众趣味的迎合、程序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难以能力大小为标准、扭曲的选举过程、无法从全国使用人才,造成了西方制度人才的逆向淘汰。这也是美国大选出现“特朗普现象”的制度性必然。孟子曾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无以自行”。这句话同样适合于制度。没有合适的人来运作,制度就无法良好运转。只是一个人才逆向淘汰的制度,还能避免被历史淘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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