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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新年思考| 中国制度模式何以能赢
关键字: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朝鲜国家治理台湾欧洲难民危机首先,无视个人差异的一人一票导致两种后果。一是领导人的平庸化。本来衡量政治人物的标准就是政治能力。但由于票数最多的群体往往是大众而不是精英,大众的好恶和标准就决定了政治人物的命运。然而大众通常只看短期利益,更缺乏国际视野,但优秀的政治人物应该是关注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且全球化时代更要从世界的角度思考国内问题。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民粹色彩(不负责任的许诺、攻击他国以转移责任)夸夸其谈的领导人获胜。不仅如此,种族(甚至配偶的种族)、宗教信仰、口才、电视的做秀能力都成为决定性因素。奥巴马没有行政经验,完全凭出色的演讲和肤色战胜经验丰富的希拉里。甚至很多领导人的胜选不是因为他自身多么优秀,仅仅是由于民众对另一位候选人的反感。法国的奥朗德和从未从过政的医生柯文哲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胜出就是如此。
更为突出的是,一方面是领导人的平庸化,另一方面由于多党竞选,政治人物被分割成不同的政党,败选一方则被排斥于权力之外,被迫闲置,出现严重的人才浪费。这就是西方虽然可以从全国选择人才,但却不能从全国使用人才的原因。
二是当预感到危机或者已经面对危机需要采取措施时,政治人物必须要等到多数民众觉悟才能行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希拉克上台以后,就已经认识到法国面对的问题,决定进行改革。结果引发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错失了变革的良机。等到萨科奇担任总统时,法国财政已经破产(时任总理费永语),又加上经济危机,法国不得不改革。这一次萨科奇倒是顶住了民众压力,结果他却被选票赶下台。现在为欧盟辩护的学者也往往说,欧洲还有希望,只是危机程度还不够,只要危机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民众就觉悟了,政治人物就会放手解决。确实,这在法国也有先例。二战结束后,领导法国解放的戴高乐吸取历史教训提出重大改革,结果却被迫辞职,赋闲在家。直到十几年后法国发生军事政变、前去镇压的武装倒戈、国家靠借债度日,政局一片混乱的危机关头,才请出戴高乐,放手进行改革,只是代价之高可以想象。可资对比的是,中国只要领导人想清楚了,就可以马上行动。但在西方,则必须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都想清楚了才有可能采取措施。其难度之高,可见一斑。
这里不妨举华人社会都关注的台湾的例子。2016年大选首场候选人辩论会登场。这一次特地加了一个公民提问环节,并从网上征集。结果尽管每题都有上千人连署,主办单位再从数百题中选出六题,结果最后筛选出来的问题仍然是“无脑、无逻辑、接错线”。甚至被候选人徐欣莹直斥“逻辑不通”。比如“‘文化部’被当成提款机,是否赞成‘国家’改为‘半总统制’,让经民意检验的‘文化部长’来主导文化发展”。这本就是两个不相干的话题,更何况台湾就是“半总统制”。然而,民主制度下,决定谁来担任领导人、决定领导人政策的就是这些选民。
2015年9月3日抗战阅兵式上,习近平和外方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所以在西方这种体制下,要么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要么选出来但在民众的短视、自利诉求下也无所作为。等到危机全面爆发,民众也觉悟,其难度早已超出领导人的能力。毕竟戴高乐用法国的话说是天赐英雄,并非需要时就会出现。我们不妨看看希腊的例子。政治人物早就知道危机存在,但却一直试图纸里包住火,等到包不住的时候,全面崩溃,自己根本无力解决。如果不是欧盟救助,希腊早就成第三世界了。
这里可以解释一个现象,何以现在发达的民主国家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甚至是零增长或者长期负增长?何以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债务累累?西方常用的说辞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基数增大,各产业饱和发展,增长必然缓慢。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活力被遏制。此外,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收集了近100个国家在1960年至1990年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它的结论是:“当人们的政治权力水平较低时,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实现了适度的民主制后,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过于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尼尔.弗格森《金钱关系》331页)。因为拥有选票的民众只乐意于分配财富,而反对增加劳动时间、提高税收、减少福利。所以欧盟人口仅占世界的9%,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25%,但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美国只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掉占全球25%的自然资源,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然而,一个无法实现增长和持续的社会其命运将如何,这不难得出结论。
这个背景也是理解何以欧洲和美国极右政治人物迅速崛起。无论是法国的国民阵线,还是美国的川普现象,都是这种危机的必然产物。虽然目前极右在最后关头仍然无法执政,但显然时间是在他们这一边。正如台湾中研院朱云汉院士所分析的:“川普现象就像近年来法国极右派兴起一样,是长期经济困顿与外部危机四伏形势激荡下的集体非理性反应,如果继续受到政治狂热分子的鼓动,这股洪流最终有可能将美国政治一步步带向极端仇外与镇压异己的民主崩坏道路上。”(《中国时报》)
其次,在欧盟这种社会体系和价值观之下,大量的移民和难民涌入。在自我标榜的价值观面前,欧洲既不能对难民束手不管,又不能对他们进行强制同化,更还得给他们提供基本福利,特别是孩童补助。另一方面,西方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就是放弃合法家庭(法国非婚生子女超过婚生子女,总统奥朗德就是表率),不愿意生育。历经几代变化,无法同化的移民迅速增长,并大有取代本土欧洲文明之势。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世界报》就发过评论,提出“三十年后的法国将成为谁的法国?”可惜,根本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到了今天,重蹈罗马帝国毁灭覆辙(罗马帝国在外来蛮族的大规模侵袭下而灭亡)的言论才不断被正视。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欧洲仍然没有形成共识。看来本土种族成为少数哪一天变为现实,才会有共识。只是到那时,已经没有机会挽救。事实上,就是今天采取行动,恐怕已经亡羊无法补牢了。
西方这种“定期换人也换党”的体制弊端并不止这些。比如无法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规划。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恩格尔就认为:“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却只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最后从经济的角度看,西方民主制度赖依存在的基础中产阶级正处于消亡中。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处于绝对少数,低于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和。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如此。根据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研究所的报告称,1992年到2013年,德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从56%下降到了48%。同时,贫困人口从30%增长到35%,而高收入阶层也从14%增长到17%。正如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当年马克思的政治预言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那么当中产阶级消亡之时,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难以存活。
二战后的美国,排名世界第一的是GDP、黄金储备、工业品制造、国际贸易和最大债权国。但现在排名第一除了GDP(很快被中国超越,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的测算,中国2014年已是全球第一)和黄金储量外,其他的则是:监狱中的囚犯、相信天使真实存在的成年人数、国家债务以及军费开支。这个变化,难道还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吗?
其实当一种文明衰落的时候,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众所周知,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今天西方的艺术早已经走向荒诞、怪诞、扭曲、阴暗、过度浮华和包装。这恐怕不是艺术本身发生变化了,而是现实如此。在巴黎,当代艺术馆蓬皮杜总是游客稀少,而收录了现当代艺术之前作品的卢浮宫永远排着看不到头的长队。2015年美国的大片从《终结者》、《007》、《饥饿游戏》、《山崩地裂》到《碟中碟》,共性就是特技超越内容,都是脱离现实而缺乏灵魂之作。反观中国的《大圣归来》、《老炮儿》,那才是艺术。还是那句话,不是中国的艺术高于西方,而是现实的差异。
所以,不管西方这种制度模式在道义上如何高尚,但一个缺乏生存能力和持续能力的制度再高尚又有何意义呢?一个连自身种族、自身文明都无法保障的制度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至于未来西方的制度是无法持续的自我崩溃,还是被外来文明所取代,还是被极右所终结,也只不过是形式的不同而已,其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则无法改变。
总体而言,朝鲜的制度模式虽然没有发展的空间,但其治理能力应对自己面对的问题却绰绰有余,因而可以长期生存下去。而且只要本土文明不灭,未来总有其他的选择机会。中国的治理难度虽然很高,从理论上讲也不排除发生系统性危险的可能性,但毕竟它有希望,有活力,有成功的机会。尤其是这种体制既避免了委托代理风险,能够制订长远规划,更可以解决西方政治人物平庸化以及制衡大众贪欲。最根本的仍然是,其治理难度并没有超过制度自身的应对能力。欧盟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治理难度最高,而且由于制度内生性的弊端,无力应对面临的挑战,并终将葬送自己的文明。
因此,在当今世界所有的世俗文明中,只有中国的制度模式在开放度、自由度和治理能力之间找到了平衡,不仅可以持续,更有前行创造辉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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