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台湾，总有意想不到的“插曲”。

就拿入台证来说吧，有两次是在出发前一天才收到入台证，可谓惊魂一刻。还有一次干脆只有复印件，到台北下飞机前，在飞机门口收到航空公司代转的原件。而这一次则发生在北京。

根据规定，海外侨民仅持有入台证是不能由北京直飞台湾的，需要在第三地转机。一般我都会选择香港。但在托运手续时被告知，我必须有从香港去法国的往返机票才能走。无奈之下，只好立即通过携程定票。在解释完原因后，对方立即建议买香港到曼谷的往返机票，价格比去法国可低多了。然后他继续给我建议：通关后机票就可退掉，只收取一个手续费——显然，这是他们经常遇到的事情，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这个事例再一次印证了我一再重复过的观点：中华民族实用理性、变通的国民性，实在是利弊俱存。当一个制度有问题时，民众就能找到规避之道，而无需等到漫长的立法程序去改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制度在中国的重要性要远远低于西方。

另一个感慨是，此事发生在早上六点钟。如果在法国，即使要如法炮制，也要等到九点上班一刻。这同样可以理解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原因。（其实这个规定针对的只是数量较少的海外华侨，海外华侨从北京去台湾和香港的又更是少数，立法都有成本，这样针对少众的立法本就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香港规定海外华侨可以免签在香港停留一周，大陆根本没有必要再限制。再者，由于各种应对办法，这项规定也是名存实亡，只是增加成本而已。）

上述事件自然是本文的铺垫，下面戏剧性的大戏才要连番上演。在台湾机场免税店买酒，对方告知根据规定只能买一瓶，但我可以买两瓶，并安慰说，海关只是抽检。言外之意，概率很低，不会有事。当看到发票上醒目的黑体提示“旅客入境限携带免税烟一条、酒一公升”后，我不由笑了。不过在北京，我就只能买一瓶，尽管北京海关并不查酒。

然而出关时，极小概率的事情发生了：我来台湾这么多次，第一次被拦住抽检！对方告知按规定超过限量的要没收（超了7瓶），每瓶酒还要罚款2000新台币（约400人民币）。然而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对方继续说：你是第一次（不知从何知道），所以酒可以寄存在机场，离开台湾时再带走！也无需罚款！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人情味与法治理念。如果从西方的法治观念出发，第一次和任何一次都是一样的，绝不会有第一次就宽大处理的逻辑。更何况所谓无法查证的第一次，只不过是“宽大”处理的托词而已。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台湾海关处理类似事件的通则，或者是潜规则。

如果从大陆、台湾、西方三方看，西方是严格的法治社会，没有通融的余地。台湾则介于大陆与西方之间：既有法治，也有人情。我既不能带进台湾，也不会受到处罚，还可以离境时带走。而在北京出关时X光检查，酒从来不管制。

我虽然生活在法国十四年，但喜欢台湾远胜过法国，根本原因就是法治社会的冷冰冰——这是国内自由派所无法理解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生活在法治国家的西方人会更喜欢在中国生活。人，是感情的动物，不可能完全生活在无感情的法律条文中。

来到机场大厅，到中华电信办理当地手机。对方先问法国手机是否解过锁。我闻言一愣：在法国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偷偷的提供这项收费服务，法国是禁止的，所以也没解过。对方一听立即开始解锁。见到中华电信这样大牌、正规的公司如此做，还是大出我意外。也对台湾的法治程度有了更深的理解。

随后到机场邮局把在香港买的书寄到法国。当邮局人员知道这些书价值1800元人民币，不由说到：“这么贵啊。还是少写吧，否则法国会认为你是在经销，会让你交税的”。于是对方给我写成5000台币（1000人民币）。这么贴心的造假服务既让我感动，更令人感慨中华文明强大的影响力。寻找制度的漏洞是我们不可磨灭、不可改变的基因。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根本上对中国的国民性丝毫没有改变。

这样的“奇遇”还没有结束，到旅馆后，再一次让我领略到文化特色。由于没收到邮件确认，其中一天我重复定了两次。和旅馆确认都收到后，我就想取消一次。但由于取消必须是在一周之前，我只能承担全款。不料旅馆说他们可以帮我做到，只要他们操作从我的信用卡扣款失败就可以了。

真是中国人的智慧啊！其实，只要是人制定的制度，就一定会有漏洞。制度对于中国这个民族而言，其重要性究竟有多大，是很值得思考的话题。

很巧的是，当天的《中国时报》也在讨论一个医疗问题，标题就是：“厘清情理法”。“情理法”这样的排序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短短几个小时连续发生的“奇遇”：既有政府（海关），也有企业（免税店、电信公司、旅馆），也有公共服务部门（邮局），在解决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是我们理解台湾民主最好的钥匙。民主和法治要想运作好，规则意识是最根本的。一个在日常生活习惯性地通过法律漏洞来解决问题的社会，怎么可能有优质的民主呢？或者说，源自西方的民主，怎么可能在台湾健康成长？怎么可能推动台湾社会发展？当然另一个角度则是，台湾民主虽然很劣质，但拜中国国民性之赐，还是相当程度避免了制度的弊端，这大概也是台湾没有变成泰国和埃及的原因。

晚上和台湾朋友餐叙，又听到一个大陆并不陌生的事例。一单位两同事发生矛盾，其中一位找警察朋友威胁。另一位更有来头，干脆找议员朋友向警察局长施压，直接把威胁他的警察调走。议员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利，是因为他们决定警察部门的预算。朋友本是为其中的一位鸣不平，却让我们看到台湾社会日常生活是如何运转的。

所以，不管支持台湾民主的群体如何歌颂、美化，只要台湾社会是如此运作的，台湾民主的品质如何就不难得出答案。

一谈到台湾的法治，行家一般会说，只要不涉及到政治或政治正确，台湾还是有法治的。但以上事例说明，即使不涉及政治或政治正确，法治仍然是打了中华文化的折扣的。

“台湾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