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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超:中间阶层的文化危机
关键字: 中间阶层庸人偶像启蒙“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霍克海默的这句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当代中国某一人群的状态。他们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获得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大多数被大众文化所俘虏,在市场批量生产的持续不断的刺激中逐渐失去了耐久的韧性和感受幸福的能力,思想的世界一片荒芜,精神上被放逐,无家可归——他们就是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着的中间阶层。
中间阶层
“‘阶级’(class)就其最为重要的现代意义而言,可追溯至1772年前后。此前英语中‘class’一词特指学校或大学里的一个组别或群体:‘逻辑和哲学的惯常班级’。直到18世纪末:‘class’一词的社会含义才开始具有现代架构:首先出现的是‘下等阶级’(lower classes),这个说法与18世纪稍早出现的‘下等社会’(lower orders)相呼应。到了18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上等阶级”(higher classes),随后又有了‘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s)和‘中等阶级’(middling classes)的说法”。 “阶级”的新用法的历史表明了英国的等级分化在性质上的转变,同时也记载人们相关态度的变化。换句话说,19世纪英国的阶级概念是建立在变更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感的基础上的。所以,讨论阶层(阶级)应着眼于它的不确定性、结构性和这种不确定的结构中蕴含着的不稳定的人类情感,这是需要审慎对待的工作,尤其当谈及中间阶层(中产阶级)时,就更为复杂了。
中间阶层通常被认为在社会结构中起着缓冲和稳定的作用。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主流的中产阶级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当一个社会中产阶级达到一定规模时,其价值观成为社会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其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它便在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功能,缓和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一理论在西方的确是适用的。以美国为例,它的中产阶级是二战后的产物,大量的婴儿在战后出生,生长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教育,有相似的文化趣味和审美取向,占社会结构的75%,的确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并且能够起到稳定作用。但如果认为将西方的理论照搬到中国也能适用的话,就过分地将问题简单化了。中间阶层在作为后起现代化国家的中国的发展,面对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中国的中间阶层,主要是依据经济实力划分,占全体人口的比例并不高,而且他们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认同都存在较大差异,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风格。因此,中国的中间阶层并非起着西方理论上的稳定作用,相反,它还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其实,中间阶层源于“不确定性”的隐忧在中国文化里最容易找到合理的解释——“道之不行矣,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矣,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矣”。儒家将世人分为三种:上智、下愚和中人,上智生而知之,不虑而能;下愚困而不学,至死不悟;唯独这中人,启蒙了反而更加困惑,既不愿做下愚,又很少有长久的勇气勉行,处于两难境地。不过,这也正是人的伟大和可爱之处,“人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是一个过渡,也是一个沉沦”。人同时包含着向上发展的希望和向下沉沦的危险,这种不确定性给予乐观勤勉的人们动力,但也没有抹去悲观懒惰的人们的担忧。而中间阶层不论是作为人还是社会结构的中层都面对着这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的踟蹰境遇,它同时蕴含着推进社会的动力和摧毁社会的破坏力,经由恰当的引导能够给社会带来生机,而处理得太过随意也必将给社会带来动荡——这也就是中间阶层内在的、固有的危机。
大众文化
在文化方面,可以作出三个区分:高雅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文化,是普通人所焕发出来的东西,是民间生命的一种象征。高雅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从民间文化汲取灵感,它与民间文化的区别只在于一种时间上的积淀——高雅文化是民间文化经历长久的历史后依然保留下来的菁华。而大众文化虽然顶着文化的光环,毋宁说是与真正的文化相对立的一种野蛮,它是为迎合——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市场而生产出来的消遣品,依靠强大的生产能力形成一种“化”的局面。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一旦脱离了市场运作,这种文化转瞬就将死亡殆尽。这是后现代性的一个特征:生产能力过剩而消费不足,所以经济需要文化来把消费欲望生产出来,这样一来,文化本身也就成了经济活动的一部分,经济作为文化被经营,文化也作为经济被经营。大众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卑劣合作,使其轻而易举地就流行开来,不仅如此,这种媒体和市场机制催生出的东西还在摧毁着民间文化和高雅文化。
大众文化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的遮羞布,它最好地阐释了“文”之一字的内涵:文饰,而且其文饰的手段也索性愈来愈明目张胆和野蛮了。它主要是出自文化庸人——中间阶层中有教养的部分人之手,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因为中国的中间阶层是建立在农民以及城市低工资收入者和城市援建者(农民工)这个阶层之上的一个阶层,其下面的阶层人口巨大并且提供着极为廉价的劳动和服务,所以他们的生活质量是远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西方的中产阶级就是社会的最底阶层。生活的安逸和内涵的缺乏便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滋生了文化庸人。
文化庸人本具有较好的教养,但内在的迷茫和外在的疲于追随市场经济,使其渐渐沦为市场的奴隶,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便只能算作是纯粹满足市场需求的渣滓,譬如文学领域流行的庸俗小说和小资文学。除了生产庸俗文学以外,他们通常喜欢依托于报纸、网站和微博等媒介,讨论、抨击各种社会现象,似乎是要将自己的身心投入社会为社会做贡献,但其实他们只是试图“把自己的福祉建立在公共舆论上、亦即建立在个人的懒惰上”。他们的确也指出了一些实际存在着的现实问题,但至多只能把他们算作是鲁迅笔下的看客。他们并没有推进国家建设的热情,身上有着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描述的下流人群的特征:物质生活已经足够温饱甚至小康,但却在物质、精神等各方面失去了向上发展的动力而甘于平庸,对人生缺乏热情。当然也不能过分地责怪他们,因为其实这不单单是庸人们的悲哀,恰恰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当有教养的阶层和国家被一种极为卑鄙的金钱经济所吸引时,恰如尼采对19世纪德国颓废的智识阶级的批判——“在这一切世俗化的不安中间,有教养的阶层不再是灯塔和避难所;他们自己变得天天更加不安、更加没有思想和没有爱。一切都服务于即将到来的野蛮……有教养的人蜕化成教养的最大敌人,因为他要用说谎来隐瞒普遍的弊病……如果人们谈到他们的弱点,抗拒他们有害的连篇谎言,他们就被激怒”。有教养的阶层不再是天性健康的知识分子了,甚至就连他们所鼓吹的言论自由和个性张扬也只是某种喧闹的颓废——虽然有效地产生出令人感兴趣的个性,但却是没有联系、没有风格和没有力量的个性,合唱得再热闹也不能够遮掩曲调的贫乏和平庸。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奥威尔式的流放者,无法彻底信任任何社会保障,当他们“以任何明确方式肯定自由时,他们不得不否定自由所不可避免的社会基础:他们只能求助于一种原子式的社会概念,因为原子社会不会对个体自由横加干涉”。在市场的强袭下,部分知识分子就这样丢掉了心中的神圣追求,彻底沦为文化庸人了。
庸人偶像
庸人们过度地强调个性导致了整个社会实质权威的坍塌和形式自由的泛滥——这意味着统一标准的缺失——使得没有高低之分的杂多成为时代的特征,造成各种丰富和繁华充斥整个社会,而背后却是贫乏的复杂和混乱,毫无秩序,因此也鲜有价值。
对于真正的自由来说,权威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权威意味着一种标准,即一种不平等,但倘若没有了权威,那么人们便只是各执一词,总是根据双方的利益冲突来互相对抗、常常是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永远没有达成共识的一天。庸人们过分地强调个人和每个人权利的平等,自然而然地也就以为每个人的能力也是平等的了。当这种形式的自由——个人随心所欲的自由,而不是思想的自由——和形式的平等——一切的平等而不只是生命的平等——泛滥之后,权威和秩序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瓦解了。
不管怎样,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话题的讨论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学识积累之上,忽视自己的知识盲区或者越界讨论,抹平能力的差异,结果必将令人啼笑是非。譬如庸人们无论政治素养如何,都喜爱讨论政治问题,于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最后也能归咎到政治体制上。仅从此例就可以见得,很多时候他们甚至对自己喜欢搅和的事情都一窍不通,有的只是一腔愤懑或者激情罢了。更可笑的是,这种盲目的自信只是因为极为普遍就为人默默接受了。
但即便存在着集体的盲目,庸人们也不愿意承认任何权威。在他们看来,任何权威都是极权性质的政治化权威。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顺带着抛弃了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权威,于是甚至不能从以往的传统文化中得到滋养。他们自以为是地标榜着野蛮的个人主义,却沦为了虚无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
其实,他们的不愿意承认历史文化共同体也不全然出于无知,可以说是一种本能的逃避。因为“ 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一员,必然意味着成为总体的一部分,而且必然要在帮助确定其规章的同时,接受这些规章的约束。对于流放者来说,这样的社会就是极权主义的,他无法认同这样的社会,因此就只能被排除在外”。权威与个人对立时,个人将面对对与错的窘境,而庸人们一向以为自己手中握着真理,所以他们否定、抛弃了权威,而让个人的诉求成为唯一的标准。然而“当个人诉求成为唯一标准时,将产生精神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即每个人看似都是自由的,其实只是一窝蜂地跟着社会风气、毫无自我判断地乱窜。
基于现代的世俗化,韦伯曾断言这个祛魅的社会再不能出现具有奇里斯玛的人物,可韦伯没想到的是,庸人们是超乎寻常的聪明,他们竟为自己塑造出偶像来。偶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权威的尺度作用,但区别于权威,且毕竟是大众制造而不是长久历史文化的共识,可以说,偶像只是一面旗帜,它代表着庸人们内心最隐蔽的疲倦和妄想——瞧吧!我们已经找到生活的意义了,可以不再寻找了!庸人们争先恐后地追随市场和货币,可一种巨大的疲倦总是在其最虚弱的时刻袭来,所以,他们就为自己寻找了自欺的道具——偶像,他们制造出偶像,再操纵着偶像为自己辩护,这样一来,他们就越发的有底气,不必害怕自己的空虚了。于是在中国,一个作为公知和偶像形象的“韩寒”出现了。
历史剧本
双引号下的“韩寒”代表着这绝不是作为纯粹个人的韩寒,因为真正的个人必然只存在于他的私人生活领域,存在于他的亲友和交际圈,绝不存在于社会的公共领域。那么,进一步也可以说,作为公共人物的韩寒的成就很大一部分也就与他个人的天才无关了。年少的成名或许真的是源于几分才气,但如此长久的受到追捧,必然是大众媒体和庸人们的包装——尽管这可能不是韩寒主动希求的。事实并不像幼稚的少年们认为的那样,“韩寒”以及“韩寒”所代表的庸俗文学的走上神坛只是这个国家经济转型中的产物,他只是一个符号,只是背后矛盾的中间阶层为宣泄自己混乱的情感而选择的一个工具罢了。这样的现象仅仅是历史的一次“迟到”,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早就已经出现过了。
18世纪,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展开,在政治、社会、经济发生变迁的同时,艺术、艺术家及其社会地位也随之改变。很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改变”[17]。众所周知,在近现代以前的英国,作家一直都是英国贵族资助或者说豢养的,贵族本身已经足够富裕,之所以资助作家无非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但自18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起,从工业革命后新兴的中产阶级中发展出一个新的读者群,使得作家逐渐获得了自己的力量,于是原本的“贵族资助制度(patronage)改变为订购和出版制度,进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化出版体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作家的解放,相反,作家反而愈发不自由了。“作家依赖资助者,时而卑躬屈膝,时而顺时应势于资助者的喜怒好恶,但他的写作至少与社会的某部分产生直接联系,有着切身体验,如果走运的话,作家还会产生‘归属感’”,可是当作家掌握了市场,获得独立,并且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后,他依然面对着一个问题,即他仍然“必须取悦于人,受到他人反复无常的困扰,只不过这里所说的‘人’并不是他自己所认识的个体,而是冷漠无情的机构运作体制”。贵族至少还能代表着较高的教养,而市场的背后只是无知的大众,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不具有最起码的文学欣赏水平。但市场造成了“似乎只有大家如饥似渴或是入魔中咒般一哄而上地争相传诵的才是优秀的作品,除此以外再无其他标准可以用来评判这首等头等艺术作品是否优秀似的”,这激化了英国的浪漫主义艺术家们与大众之间的矛盾,作家们逐渐对大众不满,代表拥有独特生活哲学的“人民”(a people)一词区别于无知暴动的“群氓”(mob)的产生标志了当时英国的作家们与读者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待公众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后,真正的艺术家们渐渐退到幕后,文化庸人的领袖们则毫无愧疚地走到台前扮演起价值的角色来。于是,在那个富裕和商业化的社会里,“思想和理性也像其他各种职业一样,成为一种特殊的生意,由很少一部分人经营”。可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利用把持在手上的杂志的发行量把几个半斤八两的同伙吹捧成新经典和榜样作家”罢了,强大的市场“对受众们又是劝导说服又是暗示提醒,让这种诱惑变得难以抗拒”,于是大众就“愚蠢到听任这些人钻营渔利的地步”了。
18、19世纪英国文学的历史,正在当代的中国上演,其结局恐怕也是相似的。艺术最终将被市场消灭,只会留下一种庸俗的流行,仿佛也还形成统一的风格似的。但是,“系统的、获得支配地位的庸俗并非由于它是体系也就是文化,它甚至连糟糕的文化也不是,而一直是文化的对立面,亦即根深蒂固的野蛮。每一个有教养者那里千篇一律地映入我们眼帘的所有那些标记的统一,只是由于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排斥或者否定一种真正的风格的所有艺术创造性形式和要求才能成为统一。一种不幸的扭曲必然已经发生在有学识的庸人们的大脑中:他恰恰把否定文化的东西视为文化,……人们甚至可以承认这种非文化有某种‘风格的统一’,也就是说,如果谈论一种有风格的野蛮还有意义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市场的强大,它使得庸俗形成一种局面,并且赋予了庸俗虚假却颇具迷惑性的正当性。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被市场绑架和消灭,其实也从反面向人们展示了偶像的尴尬未来——偶像一样也会被市场绑架和消灭。偶像毕竟出于大众的刻意塑造,从来就不具有任何真正的神圣性,他之所以成为庸人偶像只是因为他比大多数庸人少一点胆小罢了,而另一方面,“即便是对于他的勇气来说,也存在着一个十分确定的界线。如果他逾越这个界线,那么,他就会不再像一个头目那样走在庸人们前面,而且人们就会迅速地逃离他,就像现在跟在他的后面一样”。也就是说,当偶像不愿意代表庸人们或者说庸人们玩腻了的时候,偶像就要走向毁灭了,要知道对于庸人们来说,包装一个全新的偶像在如今不过是一件无比简单机械的事情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麦田对韩寒的质疑其实只是庸人们对“韩三篇”的勃然大怒罢了。
启蒙与反启蒙
阴谋论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武器,它的部分威力至少表现在:只要人们愿意,不管谁都可以使用它。比如韩寒将以方舟子为代表的人们对他的质疑通通归为有罪推定和阴谋论的构陷;又比如,部分网民甚至推测麦田突如其来而又戛然而止的质疑也是阴谋——新一轮炒作的阴谋。阴谋论的泛滥使得“韩寒们”与“方舟子们”的说辞都难以令人彻底信服,那么倒不如不纠结于事情的真相,因为真相总是会浮出水面的——“假定庸人们在自己人中间,他们有时会喝葡萄酒,回想伟大的军事行动,诚实、健谈而又天真。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通常被谨小慎微地隐蔽起来的东西就将真相大白,并且偶尔甚至有人泄露出全部兄弟情谊的基本秘密”。正如文化庸人们自以为很有文化一样,他们一向觉得自己很精明,于是他们的精明总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出他们的愚蠢,所需的不过是时间而已。所以重要的不是拼命挖掘真相,而是寻找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的价值所在。
“对成就的滥用的危险必然被更为审慎的、更为有学识的部分(人)认识到,或者至少既定的戏剧的难堪之处必然被感觉到”,在这个意义上,“韩寒”作为庸人偶像被更为较真的人质疑实在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要知道“韩寒”大骂文坛,狠批政府,然后又在革命、民主和自由上乱弹琴,没有一次不是在滥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成就。先前他还能代表“民意”,可是在他扬言“杀戮权贵”徒劳无功后,转身要实实在在地“杀戮群众”时,也就自然惹恼大众了。不过,本来“韩三篇”和“麦田文”的风波不久就会不了了之的,因为对于庸人们来说,市场每天都能生产大量的垃圾以供享用,他们从来不在一处停留太多时间的。可是,方舟子的入局使得事情发展到几乎不死不休的地步,于是这场论战难以轻易平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次大众的自我启蒙了。
“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唤醒世界就是要根除泛灵论(Animismus),因为神是人造出来的,是人的仿制品,并充满了偶然和丑化特性”。其实,早年韩寒的成名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启蒙,他以自己为例告诉人们挖掘自己的潜力、充分发展自己的长处,一样可以在社会既定的机制之外走出灿烂的道路。可以说,当年韩寒的《三重门》风靡一时,不是因为作品本身具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而是因为韩寒本人的魅力,他是一个新人,是一种启蒙,他给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他们的家长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让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但同样精彩的风景。可是,启蒙始终只能在神话中确认自我。当教育的神话、文坛的神话、政府的神话一一破灭之后,“韩寒”自己就成为了神话,成为了偶像——“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渐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其后,“韩寒”作为一种偶像和神话被新的启蒙摧毁就成为了必然。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寒”的走下神坛从根本上说不是“方舟子们”所致,不过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罢了。
可是,毕竟还是有着许多无知而脆弱的人们,需要一个哪怕是虚构的偶像来鼓舞他们,也总得有人来对他们负责。但如果只是用另一个偶像来替代“韩寒”,那么这场论战的意义就真得完全丧失了。
人们尊敬和依赖老师,然而“你们尊敬我;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们尊敬的人突然倒下了,会怎么样呢?当心啊,不要让丰碑倒下来砸死你们!你们尚未寻找到你们自己:这时,你们却找到了我。所有的信徒都是如此;所以所有的信仰才如此微不足道”。没有自我的人,甚至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学生和信徒,而人们之所以无论如何也期盼着一个偶像,归根结底只是未尝发现自己、确认自己而已。可是人生的路,除了自己还有谁能够一直陪着你走下去?因此,重要的是抛弃幻想,真正独立!
结论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多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而精神却体现着颓废的症状,在文化方面一直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局面,甚至连一种想要统一的意向也没有。市场带来了自由主义,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本应使得人们更加自由和丰富,怎么导致了精神雷同的颓废和虚无?这当中的问题究竟何在?我以为,当今的中国并不如中间阶层所抱怨的那样缺乏自由,却是拥有了太多的自由和选择——甚至当我们在不断呼吁自由的时候,我们想要的实际上是更多的内部秩序(非外在秩序)——而我们只是抓住了形式的东西便自以为是,中无所有又否定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权威,这种反智主义使得我们没有得到传统的滋养,在市场的杂多面前反而更加困惑,也就更加无法发展出新的东西了。
文化,本应该是一种健康的风格的统一,它应该“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和优秀的真正标准与市场和社会其他交易所建立的虚假价值抗争”,决不能沦为经济和货币的附庸。“新社会把人仅仅看作是专业化生产的一种工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显然有必要强调普遍共同的人性。对爱和联系的强调,不仅有助于人们切身体会苦难,而且能够有助于对抗新社会所代表的、咄咄逼人的个人主义和经济关系至上主义”,中间阶层如果想发展出健康的文化,首先要有一种共识:只有当整体建立之后,个人的独特才有意义。现代的文化所患的疾病就是在一切领域里的四分五裂,所期望的痊愈只能在于一种统一的、普遍的东西,在它里面,每一个个体将作为整体——自发组成的整体——的一个部分存在并因此而获得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没有一统的整体,各执一己之见,雅俗更无差别,是这种混乱使得每个人的声音石沉大海,而绝不是社会没有提供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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