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与中国情况完全不同的小国外，可以看出社会模式和其他因素对高收入经济体的影响。比如，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低4岁，西班牙人均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高4.4岁。结果是，虽然西班牙人均GDP比美国低54%，但西班牙人均预期寿命比美国高4.6岁——西班牙人均预期寿命为 83.4岁，美国为78.7岁。

因此，高水平的人均GDP是中国达到高水平预期寿命的必要条件。但与此同时，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其他因素对中国预期寿命也有显著影响。因为许多高收入经济体体量非常小，下节将重点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当的大型发达经济体—— G7国家进行比较。

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在G7国家中最低

图4呈现的是G7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比较数据：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仅为78.7岁，日本为83.8岁， 意大利为83.5岁，法国为82.7岁，加拿大为 82.1岁，英国为 81.6岁，德国为81.1岁。可以看出，G7国家中人均预期寿命唯一低于80岁的是美国。

图4

详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情况相对来说甚至还要糟糕。美国人均GDP比G7中任何大国都高，因此按常理预测，其人均预期寿命也应是最高的。但事实显示，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在G7国家中是最低的，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低4岁。美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为第8位，但其人均预期寿命世界排名仅为第40位，比其人均GDP世界排名低了32位。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相关数据是G7国家中最糟的。

其他G7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都高于美国，并非因为它们的人均GDP高于美国，而因为它们的社会和环境条件比美国更好——它们的预期寿命世界排名远高于其人均GDP世界排名就是明证。与美国相比，尽管它们的人均GDP较低，这些国家的社会、环境等条件更有利于长寿，而美国的这些条件就逊色太多了。

表2

美国模式是负面教材

美国人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寿命短，这一事实表明美国私人医疗系统、污染、贫困、种族歧视、高暴力犯罪率，以及其他因素的叠加效应导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远低于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也远低于其他类似经济体 。也即是说，“美国模式”导致美国人死得早。美国政客总是宣称“美国模式”是“最伟大的”，但是这种导致公民“早死”的模式配得上“最伟大”这个词吗？

相反，正如上文所述，全世界预期寿命最高的10个国家和地区有7个在欧洲和3个在亚洲。要研究人均GDP与非经济因素二者对人类幸福感的综合影响，这些国家/地区是可借鉴的正面经验。显而易见，如果终极目标不是追求最高的人均GDP，而是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美国模式”是负面教材，而欧洲和亚洲一些高收入经济体则是正面教材。

结论

实事求是的方法意味着，这种形势对中国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开篇所强调的，“GDP增长绝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实现民族复兴和提高人类福祉的手段”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国际比较也表明，没有高水平的人均GDP， 中国是无法实现其他社会目标的——因为人均GDP与反映社会整体情况的预期寿命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此外，不仅国际比较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中国国内城市间的比较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这些城市是国家的话，那么它们早已达到国际规定的高收入经济体。

比如，上海人均GDP远高于中国其他城市平均水平，2016年上海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3岁，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纽约（ 81.2岁 ）。鉴于纽约人均GDP仍远高于上海，这样的趋势证明，中国部分城市已跻身高收入经济体，是因为中国的非经济因素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超过了美国。

•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还指出：“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推动经济发展，根本还是要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1]2016年两会期间，中国政府报告提出，“十三五”期间人均预期寿命要提高一岁。鉴于预期寿命的重要作用，中国将其作为社会福祉指标和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合乎逻辑的，这也吻合习近平所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

要想评估某地区的发展形势，为其设定预期寿命目标或许是更可行的标准。不过根据上文所提供的数据，显然任何预期寿命目标设定都应符合这一国家或地区人均GDP水平。

还应当指出的是，国际数据显示，人均GDP增长与预期寿命提高呈正相关性，是指人均GDP增长比例，而非人均GDP数量增加就行。比如，如果年人均GDP从5000美元增长为10000美元（增长100%），人均GDP从10000 美元增长至15000（增长50%），同样是5000美元的增量，但前者对促进预期寿命的作用要远大于后者。不过，从人均GDP反推人均预期寿命的话，人均GDP15000美元下的人均预期寿命要高于人均GDP10000美元下的预期寿命。

•鉴于人均GDP与预期寿命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因此只要中国GDP增长，那么其预期寿命将会随之提高。但从国际差异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这些国家选择的发展模式明显影响其国民预期寿命水平，特别是“美国模式”对预期寿命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新自由主义者只是敦促中国效仿“美国模式”——以私人医疗系统为主导，取消国家给予的社保福利等等。但为何他们不解释一下中国为啥要效仿这种导致公民比其他发达国家早死的模式？在许多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高水平的人均GDP和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促进了预期寿命提高，为什么他们不要中国效仿这样的正面例子？而美国只是一个负面例子，非经济因素大幅缩短了其国民的预期寿命。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买办知识分子所宣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正面效应被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所抵消了”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因素指标（对人均寿命的影响）高于经济指标。这样一来，在中国经济成就面前贬低中国在社会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不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真正的问题，比如污染。但社会效益和负面影响的平衡，显然并未抵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正面影响，美国则是反例。

中国要落实习近平所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念，就应认真研究关乎人类寿命长短、反映社会福祉的预期寿命问题。这对提高中国人民福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至关重要。

[1]引用新华社2016年12月21日报道“习近平：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入手 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21/c_11201628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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