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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被斩首的人民身体—— 民主权政体的政治神学和史学问题(三)
关键字: 德意志腓特烈二世国王宪制法典奥尔格尼采古典史学尼采称弗里德里希二世为“第一位欧洲人”,21 则另有深意: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哲人-王吗?无论如何,尼采在其著作中三次提及弗里德里希二世,都与哲人问题相关。
尼采笔下出现的历史人物众多,三次提及弗里德里希二世,绝不算多,也算不上突出。尽管如此,尼采仅仅在晚期著作中提到弗里德里希二世,值得深思。不用说,要理解尼采如何借弗里德里希二世说事,必须注意他提到弗里德里希二世时的语境。
弗里德里希二世首先出现在《善恶的彼岸》题为“论道德的自然史”的第五章。《善恶的彼岸》的基本主题是“未来的哲学”,区分真假“自由精神”是其中的重大论题之一。“自由精神”是哲人的标志,但自启蒙时代以来,哲人所高扬的“自由精神”并非真正的自由精神,高扬“自由精神”的人也并非真正的哲人。
在尼采看来,启蒙文化开启了一个“各种族杂处融合”的“分化时代”——这里的所谓“种族杂处”,实际寓指人世中人性的各种自然品质杂处。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所面对的人性“遗产来源不一,五花八门”,很容易“继承相互对立、而且往往不仅是对立而已的本能欲念和价值标准”。
尼采在这里提出来让人思考的问题是:天性卓越之人无不是偶然而生,而卓越天性偶然降生到的世间,往往是各种人性品质杂处的环境,并非适合卓越天性的成长。
于是,就会产生那种魔术般的、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东西,那些象谜一样的、注定为胜利与诱惑而生的人,表现得最为完美的是阿尔喀比亚德和恺撒——出于我个人的品味,我还想在这两人之外再加上那位堪称第一位欧洲人的斯陶芬王朝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艺术家当中或许是达·芬奇。他们恰好都出现在要求和平的弱者登台亮相的时代,他们和这些弱者唇齿相依,一脉相传。(《善恶的彼岸》,格言200,页138-139)
在对观文本中,尼采至少有一次把自己比作恺撒,也至少有一次把自己比作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瞧,这个人》中,尼采称“伟大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是自己的“近亲”,因为他是“得体的无神论者和教会的敌人”。22其实,弗里德里希二世反教宗和教会式的帝国政治,并不反基督教本身。这倒的确与尼采相近,因为尼采仇视基督教道德式的哲学——自由主义哲学或具有民主精神的哲学,并不仇视作为民众的安慰的基督教信仰。
倘若宗教不是被当作培养和教育的工具而掌握在哲人手中,而是自行自主地运作,倘若它将自己看作最终目标,而不是许多手段之中的一种,那必定会让人付出高昂惨重的代价。(《善恶的彼岸》,格言62,页87)
哲学家尼采
尼采称弗里德里希二世为“第一位欧洲人”,想必是要与“今天的欧洲人”对比。因为,德意志的现代哲学家们带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头禅,迄今为止一直掌控着欧洲的命运,直到最后变成一种萎缩了的、几乎可笑的种类,一头群居的牲口,被教养得听话,柔弱,平庸”。23
由此可以理解,在《敌基督》中,尼采称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伟大的自由精神,德意志君主中的天才”。在这一语境中,尼采声色俱厉地控诉基督教摧毁了西方的古代文明成果——尤其是败坏了德意志的贵族精神:
教会清楚地知道如何收编德意志贵族……正是借助于德意志的剑、德意志的血和勇敢,教会才能够对地球上一切高贵的东西发动殊死战争!正是在这个地方,存在着大量痛苦的问题。在高级文化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德意志贵族存在……“和罗马兵刃相见,和伊斯兰教保持和平、友谊”,那位伟大的自由精神,德意志君主中的天才,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是这样觉得,就是这样行动。什么?一个德国人难道必须首先成为天才,首先成为自由精神,才能获得体面的感受?24
在历史上,弗里德里希二世以与教宗的教会帝国搏斗著称。按《瞧,这个人》中的说法,正是在让他感到极不舒服的罗马,尼采想起了自己的“近亲”弗里德里希二世。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弗里德里希二世也以与德意志王国内部的封建贵族搏斗著称,正是这些大贵族势力,竭力阻碍帝国实现大一统,以至弗里德里希二世力图统一帝国的事功最终功败垂成。尽管如此,尼采仍然肯定,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德意志君主中的天才”。
诗人格奥尔格也崇拜尼采,他从尼采那里汲取坚定不移地追求高贵的精神源泉。在这位诗人眼里,尼采有如“深黄的云团”,它“朝平坦的中心之国和死城,发出最后的沉闷的霹雳,并从长夜走向最长的夜”。251931年,康托洛维茨接受法兰克福大学的史学教席时,他的就职演讲题为“何谓贵族”,尼采《善恶的彼岸》最后一章的标题是“何谓高贵”。按尼采的看法,真正的立法者是哲人。
无论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还是《国王的两个身体》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突出形象都是立法者,他作为王者缔造了欧洲第一个理性化的宪制国家,并成为人民的王者。在他身上、在他的血液中,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得到传承,这种文明的精髓体现于那个伟大的自然法典,“在一个民族进化的某一点上,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具洞察力、也就是最具后顾与前瞻眼光的阶层”所宣布的法典,它保障高贵的德性品质在人世历史中不会被颠覆(《敌基督》,57节)。
民主政体取代君主政体,不仅是政治支配权的转移,还有德性观念、精神品质的支配权转移。显而易见,与民主政体一同出现的是一系列价值观念革命:王者气概、领袖尊荣、卓绝的个人优异品质等观念不再拥有“主权”,也不再受人景仰。
民主意识意味着,改变“价值判断的等级秩序”,切割“价值权威与效力权威”之间的关系,使得低俗趣味“能够对地球上一切高贵的东西发动殊死战争”(《善恶的彼岸》,格言224,前揭,页180)。《两个国王的身体》会让今天的我们想到这样的道理:斩首作为政治体的人民身体的“头”,无异于斩除一个人民国家应该景仰的高贵精神——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的珍珠彻底破碎。
康托洛维茨若还在世,他一定会乐意为《两个国王的身体》中译本撰写序言。他会告诉我们,他的史书不过是要让欧洲人记取自己的历史教训:由于现代哲学斩首人民身体的“头”,二十世纪的欧美史学乃至文化,才能够对地球上一切高贵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全面战争,以至于在这个地方存在着大量痛苦的问题——他会问:你们的史学愿意与我们的激进民主史学乃至当今时髦得很的全球化史学接轨?(翻页为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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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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