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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被斩首的人民身体—— 民主权政体的政治神学和史学问题(三)
关键字: 德意志腓特烈二世国王宪制法典奥尔格尼采古典史学《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有一个极为简短的“前言”,康托洛维茨写到:1924年五月,意大利王国举办那不勒斯(Naples)大学建校七百周年庆典,这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当年一手创建的大学。庆典在帕雷莫(Paremo)大教堂举行,石棺上摆放着格奥尔格圈子献上的花环,上面有这要的献词:“敬献给自己的皇帝和英雄”——落款是“秘密的德意志”。“前言”以下面这段话结束:
并不是说,这场事件是这部弗里德里希二世传记的缘起……然而,这一事件却大可视为一个标志,说明在文人圈子外,也开始逐渐热衷于[塑造]伟大的德意志统治者形象——恰恰在这个没有皇帝的时代。
1933年底,康托洛维茨看到民主情绪如此奇怪地为一个精神品格极为低俗的王者高涨,他做题为“秘密的德意志”的学术报告时甚至带有愤然情绪,完全可以理解。
弗里德里希爷孙二帝被视为英明的德意志民族的王者,并非康托洛维茨的传记体史书打造的历史观念。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十九世纪初,一位名叫芮克尔(Friesrich Rücker)的诗人的一首题为Friedrich Barbarossa[红胡子弗里德里希]的颂诗,广为流传。可见,弗里德里希王朝崇拜堪称德意志文明传统的人民意识。
普鲁士崛起后,史学家德罗伊森在《普鲁士政治史》(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Politik)中颂扬红胡子皇帝时,把威廉一世称为Barbablanca[白胡子],期盼真正的王者心性的回归何其殷切。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前后,主张大德意志帝国观念的史学家们整理、编辑出版斯陶芬王朝时期的帝国文献,同样是在呼唤德意志的传统王者精神。15
凡此表明,对一些德意志智识精英们来说,弗里德里希爷孙二帝在历史上虽败犹荣:为了实现Sacrum imperium[神圣帝国]的统一梦想,他们勇于与教宗国势力殊死搏斗,依凭古罗马的帝国法律理论重塑帝国理念,打造了世俗化的德意志帝国理念,催生了欧洲式的理性化国家法学。
弗雷德里希二世
对于那些受自由主义信念影响的史学家来说,弗里德里希崇拜不过是一种“斯陶芬王朝神话”。16《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问世后遭到当时的专业史学家攻击,绝非仅仅是“一个注释没有”之类的所谓学术规范问题。毋宁说,在魏玛民国时期,自由主义共和论在文化思想领域具有支配性地位——甚至如今研究魏玛民国文化思想史的史学家,大多仍然受这种意识形态支配。17
由此来看,《国王的两个身体》不仅是《君王颂》的延续,也与《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第六章“论延续性与合众体”强调了两个要点:第一,“国王”观念与“永恒”观念的关系,第二,“国王”观念作为政治体的“头”与人民的关系。康托洛维茨由此强调:人民是政治体的身体,国王是这个身体的“头”,人民与国王是一个有机的身体。斩首观念性的“国王”,无异于让人民砍掉自己身上的“头”。
从政治哲学上讲,康托洛维茨所挑明的问题,不过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挑明的问题:人民是主权者,但立法者则只能是人民的王者,即主权者不等于就是立法者。“论立法者”一节出现在论人民主权的第二卷,卢梭在大谈人民主权的时候,突然插入关于立法者的论述,绝非偶然——下面这样的句子甚至堪称触目惊心:
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如果说由于他的天才而应该如此的话,那么,由于他的职务,他也同样应该如此。18
这样的非凡人物显然几百年难遇,在历史的王位上庸常之人居多,理性化的国家政体需要官僚化,但这不等于应该否弃王者观念本身。一个国家若抛弃王者观念,一同被抛弃的还有塑造和凝聚人民德性的高贵王气。无论历史上出现过多少庸常的王者甚至暴君,不等于历史上从不曾有过高贵的王者。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寻常之人甚至邪乎之人处处可见,不等于过去从不曾有过、今后也绝不会有德性优异之人。
古典史学的使命是,让人学会辨识历史上各式政治人物尤其王者的德性差异,赞颂并让人民记住那些德性优异的历史人物。现代的社会史学一旦取代古典的政治史学,史学的目光仅仅关注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生活的形式,乃至妇女的权利,必然不会再关注古典史学所看重的历史人物优劣德性的对比和辨识。
在剑桥学派的史家眼里,撒路斯特笔下没有德性对比和辨识问题,仅有公民参政的积极自由的德性问题。
显然,如果史家自己不关切高贵的德性,那么,他也不可能自觉培养辨识政治人物德性的眼力,进而也不可能知道,史书应该让人民记住的是什么。
若将《国王的两个身体》第六章“论延续性与合众体”(含两节)与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第一部分(含三章)加以对比,康托洛维茨的论题马上突显出现实意义。不难看到,两者涉及的问题、史料乃至政治思想史上的要人(亚里士多德)都殊为相近,但史学意识乃至政治观念上的差异,同样显而易见。
波考克致力于打击中世纪晚期的经院神学,其理由是基督教的“永恒”观念让政治人无视充满偶然和特殊性的历史;康托洛维茨则让人们看到,中世纪晚期的王权论如何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中复兴罗马帝国时期的王权论。对于波考克来说,正因为基督教王权论与永恒观念勾连在一起,因此必须废除王权论。在康托洛维茨那里,情形恰恰相反:他让作为政治体的人民为国王的永恒观念辩护。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在题为“国王永远不死”的第七章,康托洛维茨回到了莎士比亚笔下的查理二世问题,与头两章形成呼应。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曾遭到诸多指控,最重要的一条是“伤害人民,并剥夺英格兰王冠的继承权”。基于人民与国王是一个有机身体的观点,这样的指控显然荒谬。但是,后来的英国共和革命的弑君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剑桥学派史学把这一历史事件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理论前提,不遗余力地收罗近代以来的反王权论言论,为激进共和主义的直接民主论提供史学证明。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康托洛维茨用大量史料让今天的读者看到,剑桥学派屏蔽了太多历史语境中的言辞。
英国的保王派在1649年即查理一世遭处决后,铸造了一枚不死鸟纪念章,则表达了一种不同的观念。在正面,人物头上有一行铭文“查理一世,蒙神恩为大不列颠、法国和爱尔兰之王”。反面的铭文是“查理二世,蒙神恩为大不列颠、法国和爱尔兰之王”;但是,没有使用人物形象,而是刻画了不死鸟从焚烧的窠中升起,加上铭文:“出自灰烬”。这枚纪念章的涵义确定无疑;铸造这枚章明显是要驳斥护国公克伦威尔和共和政府,强调世袭王权和王家尊荣在普遍意义上的永久性:国王之子好像不死鸟那样从余烬之中、从乃父的灰烬之中升起——或者,尽管可能性较小,从君主制的屠宰场中升起。(《两个身体》,页474)
如果今天的人们认为,只有保王党人才有国王意识,人民没有这样的意识,那么,这仅仅表明,现代的民主史学在教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即便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史学家笔下,人民与自己身体上的“头”,仍然是一个有机身体,或者说,人民仍然有国王意识。基佐在记叙对查理一世的审判时写到:
第三次开庭在1月23日,情景还是同过去一样,人民向国王表示同情,且变得日益热烈起来。盛怒的军官们及士兵们虽然大声叫喊“执行法律,杀头!”也无济于事。受到威吓的群众不过短暂地不啃声,可是,等到新发生一件小事,他们就忘记了恐怖,“上帝拯救国王”的呼声,在四面八方起伏回荡。甚至在军队里头,也有人喊这句话。19
人们能说康托洛维茨赞同英国式的议会主权制吗?康托洛维茨没有看到、也不会去预见剑桥学派史学的崛起,他关切“国王的身体”,仅仅为了这个身体
观念上的神圣性和永恒性本身。剑桥学派在1980年代初开始形成声势,康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体》随之逐渐走红,八成是欧洲学界有人把这部此前并无人问津的史书,当成了横扫剑桥学派史学的扫帚。毕竟,扫帚不到,灰尘不仅不会自己跑掉,还会让人养成习惯,把灰尘当新鲜空气。
余论
弗里德里希二世不仅是帝王,他也热爱自然研究和哲学,甚至熟悉阿拉伯哲学,研读过迈蒙尼德,还创办了注重自然科学研究的大学。在政治事功方面,按真正通俗版的史书说法,弗里德里希二世治下的帝国实现了重塑欧洲的计划:
德意志、意大利和西西里得到了和平,与法国、英国和匈牙利结盟,教训了丹麦。这个从罗马和巴勒莫到易北河,从雅法利斯到伦巴第的帝国统治,与使徒宝座所“统治的世界”并立于世。弗里德里希二世控制了东西方的整个轴心和整个教会的交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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