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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学家正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
——林毅夫在归国任教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关键字: 林毅夫归国从教三十年中国经济因此,在平衡货币政策宽紧对推动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代价之间需要有个平衡,会有一个最优的货币增长速度。这个速度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同呢?
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靠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会比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慢,因此,发达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应该比发展中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慢。
另外,像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下滑时应该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创造需求以稳定经济。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下滑时用积极财政政策搞投资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是将来政府需要偿还投资的资金,就需要增加税收。
将来增加税收,一般消费者为了平滑现在和未来的消费,现在就要开始增加储蓄,而出现“李嘉图等价”,即政府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去创造就业,但是,消费者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结果投资增加消费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并不能阻止经济下滑,带来的只是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
但是如果把结构的概念引进来,看法就不一样。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
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失业率高,与其发放失业救济不如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创造就业减少失业,这样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成本较低,而且,当时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也低,投资的成本也比在经济发展正常时低。
并且,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的瓶颈,等走出危机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会加快,政府财政税收会增加,可以用未来增加的税收来还债,避免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把这种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思路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比发达国家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滑时,使用“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比发达国家多,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可以比发达国家更积极。
同时,在发生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时,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作为走出全球危机的办法。用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础设施作为治理全球经济危机的倡议,我在世行工作时就提出,现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国际发展机构支持。
结语:中国经济学家正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
很高兴在今天庆祝我从教30周年的大会上让我有机会来谈谈我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1995年举办成立大会那年,我曾应邀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写一篇祝贺文章,提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主张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本土的问题,指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对经济学发展有国际性意义的贡献。
在文章中我还提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21世纪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命题。这个命题是根据从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以后,世界经济学的中心最早在英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转到美国,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为什么著名的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时空的集中?原因是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经济现象的抽象,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出现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研究这个国家的现象所提出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
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世界经济中心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跟着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就更多地出现在美国。
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国应该会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还会继续比较快速地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将会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沿着我前面提出的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型、运行等有很多新的认识,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
这样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继续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实质和背后的原因,贡献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跟我们一样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依靠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指导,普遍在发展转型上遭遇各种挫折,未能摆脱贫困,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对解决它们的问题也将会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有助于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黄益平老师在前面致辞时说我追求“知行合一”,“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认识到了就应该去做,确实这是为什么1979年我会从台湾到大陆来,也是为什么1987年我会放弃美国的工作机会回到中国来。
既然我认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责任,那就应该回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来贡献自己的所学。然而,我现在觉得作为社会科学家“知行合一”是不够的,因为按照我们所学之“知”去“行”,经常事与愿违。
我现在主张社会科学家应该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论去实践的时候,能够取得所预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理论。所以我现在主张“知成一体”。
怎样实现“知成一体”呢?按王阳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归纳,社会经济现象则是社会中行为主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知”是依靠观察研究社会经济中的“行”而得。“用知践行”,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应该用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是“用知践行”的意义。
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应该用行的结果来检验理论,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所以说“以成证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验证的“知”,才是“知成一体”能够“改造世界”的“知”。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再度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中国快速复兴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许多现象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是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我们应该有自信和自觉来挖掘中国这座理论创新的金矿,提出一套新的理论。
用这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民族的复兴,也可以帮助跟我们条件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他们实现跟我们一样的经济蓬勃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世界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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