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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对外援助,中国如何超越西方好心办好事?
关键字: 林毅夫林毅夫最新演讲南南合作超越发展援助南北合作非洲援助非洲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所以不管成功失败,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都给后来者提供了有利的信息,可是他成功和失败的代价和收益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聪明的企业家,如果他是理性的,最好是等别人吃了螃蟹以后,证明螃蟹是可以吃的,他再吃螃蟹,如果大家都等着的话,就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我们也就不可能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亚的斯亚贝巴,中国援建的单轨列车项目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必须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讲就是外部性补偿。发达国家可用的激励是专利,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前面讲过,大部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是可以引进的,可以模仿的。你不能给专利,并不代表你不需要给激励,这是外部性补偿。
同时,随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所用的各种基础设施也必须不断完善,各种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完善,而一个企业家没有能力来推动基础设施以及法律、金融制度的相应完善,这些必须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家,或是政府自己来提供。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必须有一个政府来因势利导,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一方面要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进入到一个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帮助完善软硬基础设施,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能够获得成功。
新结构经济学的处方
这样来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增长委员会的五个成功的事实反映的就是我前面讲的药方,新结构经济学的药方。
第一,新结构经济学讲的是你必须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有两个制度前提,即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这就是增长委员会所讲的成功经济体的第四个和第五个特征。
根据这个制度前提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你一定是开放的,你什么东西有比较优势就生产出口,什么东西没有比较优势就进口,而且产业升级的时候,你可以用现成的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这又是增长委员会的第一个事实。
第二,宏观稳定。为什么有宏观稳定呢?因为你的实体经济非常有竞争力,在外在危机爆发的时候,你抵抗外在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种经济体会相对稳定。如果你违反比较优势,实体经济很差,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危机,或者碰到外在危机冲击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做应对措施,所以宏观就不稳定。因此所谓的宏观稳定,其实是内生决定的。
第三,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剩余会多,剩余积累的积极性会高,投资回报会高,所以储蓄也会多,这是增长委员会讲的第三个事实。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成功是有药方的,这个药方就是按照每一个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选择技术。它的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和能够因势利导的有为的政府,产生的结果就是开放、宏观稳定,储蓄率、投资率都会高。
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主导的援助为什么失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为什么根据原来的发展思潮所做的国际发展援助不成功。主要原因是结构主义是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那些现代化大产业是发达国家资本相对比较多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符合它们的比较优势,就违反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
如果违反了你的比较优势,你的要素生产成本就会比发达国家高,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你的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是不能盈利的,除非国家给保护补贴,不然就活不了。
当时的发展援助,不管是赠款还是优惠贷款,都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违反比较优势,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所以不成功。
这些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力,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才能生存,而政府保护补贴是用各种干预市场的扭曲来执行,所以在进口替代战略或者结构主义的时候,那些政府的干预扭曲是满足于保护补贴这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
华盛顿共识为什么失败?首先它当时只看到发展中国家政府有很多干预扭曲,然后它认为那些干预扭曲是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因此建议政府把各种干预扭曲取消掉。
而当时的发展援助,基本上是提供一笔钱,要发展中国家来进行消除干预扭曲的所谓结构调整的贷款。但是它忘了这些干预扭曲是决定于很多违反比较优势的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的需要,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建议,把各种保护补贴都取消掉,那些企业马上就破产,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失业导致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就不能发展经济。所以很多国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前面是把各种干预扭曲取消掉,后面又引进各种干预扭曲,当然效果更差。
另外很多转型中国家不愿意让那些大型企业垮台,除了因为就业,那些先进的大型企业还跟国防安全有关,所以即使把它们都私有化以后,还要继续给保护补贴。
像俄罗斯,它把原来的这些重工业都私有化,现在成了八大企业垄断集团,它们是国防安全所需要的,同时又是违反比较优势的,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了。
而且通常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会更多,为什么?在国有的时候,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会跟政府要保护补贴,但他是国家雇员,拿了保护补贴放在自己口袋里是贪污,是犯法,是要枪毙的。
但是私有化以后,私人老板同样跟政府要保护补贴,因为他们生产的是国防产品,没有这些国防产品,俄罗斯今天也不敢跟美国叫板,但是这些私人老板拿了保护补贴可以放在自己口袋,是天经地义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他有更大的积极性去寻租。
我在90年代跟国内外很多人争论,他们认为当时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零售和轻工业,当然应该私有化(这样可以减少政府补贴,减轻政府负担)。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违反比较优势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所以要保护补贴,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国有企业,所以要保护补贴。按照这种思路,当时我推断,如果把这些大型企业快速私有化,给它的保护补贴是更多而不是更少。
现在20年的时间过去了,有大量的实证经验证明苏联、东欧、拉丁美洲的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效率比原来低,从政府拿到的保护补贴比原来还多。这就造成了我们看到的在华盛顿共识改革过程当中出现的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那么为什么渐进双轨的改革反而是成功的呢?渐进双轨的改革就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既然旧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那就继续给保护补贴,但是放开对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而且因势利导支持其发展。
比如说当时交通基础设施差,我们就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把基础设施做好;当时的营商环境不好,但是至少在工业园区里面,在加工出口区里面,是“一站式”的服务。
这些符合比较尤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时没有这生产技术的,那就招商引资,所以这些产业,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很快发展起来,达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发展很快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又增加了很多资本,这些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发展得很快。
而随着资本的积累,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变得符合比较优势。在违反比较优势的时候给它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但是现在再给它保护补贴那就是锦上添花,企业当然是非常欢迎的,但是又可能造成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深化改革,把这些保护补贴取消掉。
中国对外援助实践:以非洲为例
从这种角度来看,进入21世纪后这十年,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可以发现,它面对的国际环境有所变化。
第一个是储蓄的来源,在70年代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是相对较少的,在这种状况下,很多资金是来自于发达国家。但是进入到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储蓄率高了,所以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总额是高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来源也更多地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从投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在60年代的时候,80%的投资是发达国家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只有20%。但是进入到20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越来越多,而且中国的投资占发展中国家总投资的将近一半,所以更多的储蓄和资金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而且有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它的资金来源就会越来越多。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对国际发展做出了很多新的承诺。
这里面包括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秉持着三个原则:广泛征询、共同建设、利益共享。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倡议成立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新的多边国际发展机构,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在2015年联合国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建立20亿以上美元的可持续发展资金,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成立20亿美元的南南合作基金。
2015年在南非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主席也提出在未来三年我们要提供600亿美元资金,这当中包括赠款、无息贷款、优惠贷款、非优惠贷款,用于非洲的结构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并且还要设立一个20亿美元的产业合作基金。
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发生以后到现在还没能复苏,它们能够提供的贷款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提供的对外发展合作的资金越来越多。而且不仅我们的政府提供的资金越来越多,我们的企业也在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带出去资金、技术,带出去我们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沈晓方做了一个研究,2015年我们在非洲民营经济的投资当中,有将近40%是投资在制造业的,当然都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制造业。在能源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矿产上是7.4%,基础设施上是6.2%,在零售、物流方面的投资是13%,所以民营经济走出去更多地是在制造业上面。政府做的当然有很多是在矿产资源、大的基础设施上面。
我们知道,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的最主要的是结构变迁,从农业经济逐渐地去发展制造业,爬制造业阶梯,慢慢变成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这是我们从结构变迁的理论和经验中了解到的。
我们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些外来资金应该是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调整,实现结构变迁。但是我前面谈到,过去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是两种传统的资金来源,一个是赠款,不用还的,一个是优惠贷款,很低息的,但是他们过去思路错了。开始的时候是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大的制造业,后来就是要政府退出,发现效果不好以后,到90年代末又开始进行人道主义的教育、健康援助,但这些都没有真正推动这种结构变迁。
而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对外合作,不管是政府的赠款,还是低息优惠贷款,或者是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支持它们基础设施、产业建设的贷款,即使优惠力度没有像发达国家的赠款或者低息贷款那么低,但是这些钱能够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它们结构转型和变迁,所以更有效。
随着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将来给其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越来越多,同时它们带去的知识、信息、能力能够更好地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转型,所以有必要把这种发展融资的概念进行拓宽。
除了传统的政府赠款和低息贷款,应该增加第二种,就是跟结构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信贷,这也是有利于它们结构变迁的。
第三,像我们的进出口银行和开发行,还有我们的双边机构,有些也是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这种贷款虽然是按照国际上的市场利率,但它是用在改善基础设施、进行结构调整上,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发展。
此外,我们还有丝路基金,还有中非基金,只要是用于投资,基本上都是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解决这些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所以这些也应该包含在发展援助里。
最后一项是一些主权债务基金,总之只要是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调整、结构变迁的,都是有利于它们发展的。我们用一个指标,包容发展的理念,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南南合作的发展趋势。
比较起来,传统的北南发展援助,是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基础的,它的口径是窄的,主要是赠款和低息贷款,并且它的援助是跟贸易脱钩的。因为发达国家在这些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项目上没有比较优势,所以它建议跟贸易脱钩,但这些努力并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结构转型,也就没有办法帮助它们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而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援助,是以南方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的,比如怎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怎样建立工业园区,并且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些资金,是把援助、贸易和民间投资结合在一起,更接近市场行为,会更有效率,所以它是互利双赢的。
南南合作推动结构转型的新机遇
飞雁模型和发展成功
如果沿着这个新思路的话,现在非洲国家,或者是其他南方国家,会面临着非常好的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因为我们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成功发展的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
但是利用后发优势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就让出了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如果你正好进入到了这些产业,你就可以大量地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到现代化的制造业,只要这个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你就会发展很快,积累资本,然后不断进行产业升级。
最明显的例子,我们知道,18世纪工业革命是在英国发生的,从纺织业开始,纺织业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英国发展得非常好,资本积累,产业升级了。在19世纪的时候,西欧的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意大利、瑞士,就去发展那些纺织业、成衣业,实现了它们的工业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同样工资上涨了,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以后是最先发展的,也就是依靠美国让出来的纺织、成衣、电子加工业。到了60年代的时候,日本工资上涨了,亚洲“四小龙”当时还是农业经济,正好利用日本工资上涨、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失掉比较优势的窗口机遇期,它们进入到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所以发展起来了。
到了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工资上涨了,正好我们改革开放,也抓住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在原来的经济体失掉比较优势,给我们带来的进入市场的窗口机遇期,让我们快速地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型。
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结构变迁的领头龙
在2010年,我在世行的时候,应邀到联合国世界发展研究院做年度演讲。当时我提出,由于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原来依靠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成为“世界工厂”,现在随着工资上涨,也会出现像日本在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80年代那样的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
这个窗口机遇期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在60年代的时候,日本在整个制造业雇用了970万人,80年代韩国制造业雇用了230万人,我们的台湾是150万、香港是100万,新加坡是50万。我们中国内地这一部分,在整个制造业雇用的人数是1.25亿,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有8500万人。
现在的低收入国家,加起来整个制造业雇用的人数只有850万人,非洲54个国家,包括北非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以及沙漠以南的国家,它们现在制造业雇用的工人加起来差不多只有一千万人。所以中国让出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会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像东亚那样的经济腾飞的非常好的窗口机遇期。如果它们的发展理念,以及国际发展援助,能够用在解决它们交易成本高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上面,然后针对它们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话,它们就可以很快发展起来。
- 原标题:南南合作机制与中国企业机遇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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