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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对外援助,中国如何超越西方好心办好事?
关键字: 林毅夫林毅夫最新演讲南南合作超越发展援助南北合作非洲援助非洲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结果发现,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的,却是在当时推行被认为是错误政策的这些东亚经济体。在80年代开始进行转型的时候,有几个国家在转型当中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这些国家包括中国、越南、柬埔寨,还有70年代的一个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
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创下了经济发展奇迹这些国家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的政策,一方面继续保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扭曲,给原来政府优先发展产业当中的国有企业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传统上受到压制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准入,而且因势利导,积极招商引资,建立经济特区、工业园等,来帮助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发展。
但是八九十年代的主流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说,你拿一个问题问五个经济学家,会得到六种不同答案,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看法大家是一致的,而且认为,计划主义不如市场经济,但是最糟糕的就是渐进的、双轨的经济。
在当时主流经济学看来,这种渐进的、双轨的经济肯定是错误的,但是现在真正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的,却是当时推行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路径的国家。
这些成功的经济体还有一个特征,它们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或者是走向市场经济,好像新自由主义所讲的市场非常重要,在它们这里能够体现,但是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好像结构主义所讲的有为的政府它们也有。所以它既不是新自由主义,也不是结构主义。
从认识世界来讲,对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赶不上发达国家,或者没有像发达国家表现那么好,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乎能够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按照这样的政策去做,基本都失败了。而且根据现在的主流理论,不管是结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取得成功。
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我们应该进行反思。我的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进行这种反思的努力。
中国的努力:新结构经济学药方
回归到亚当·斯密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我经常讲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当我讲回归到亚当·斯密,不是回归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讲的像分工的重要性、“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等等结论。
我所讲的回归到亚当·斯密,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研究17、18世纪英国和这些欧洲国家为什么能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亚当·斯密在他书的标题上写得非常清楚,《国富论》的全称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
我们知道任何理论都是对现象的研究,他研究的是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国家的现象,再根据那些现象作总结。但是世界是在变的,亚当·斯密当然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所以后来的一些学者也根据这些方法去研究他们所在时代的主要问题。
比如李嘉图研究国际贸易为什么产生,他认为是比较优势。还有现在国内经常引用的熊彼特,熊彼特认为国家的发展主要是技术的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是需要企业家的。还有科斯,他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
按照亚当·斯密的概念,市场就是最好的,那怎么会有企业?在企业里面是按照计划、命令而不是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有交易费用,企业是为节约交易费用而存在的。
后来的这些学者提出的新的理论都不是从书中得来的,而是沿着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式,去研究他们那个时代的主要现象,去研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并提出他们的看法。
所以我讲回到亚当·斯密,就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我们不是从过去的学者手中得到一条鱼,而是要学习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是怎样钓鱼的。
其实钓鱼的方法,亚当·斯密在他书的标题上已经写得很清楚。那么,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出现,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投资越来越多,金融市场这些上层建筑也不断随之演化。产品量越来越大,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产品价值越来越大,交易的人越来越不认识,所以就必须有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
所以现代经济增长,从本质上讲它的决定因素是各种技术、产业不断创新,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各种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过程——这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
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
要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我采用的是新古典的方法。所谓新古典方法,就是当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在给定条件之下,在所有选择当中他总会选择他认为最好的。
我想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结构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农业和自然资源为主,为什么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制度相对落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等等。这种结构差异是什么造成的,这些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都不断在完善,完善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我想用新古典方式来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和这些现象变化的决定因素。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我们应该叫结构经济学,因为按照新古典的方法,研究金融叫金融经济学,研究劳动市场叫劳动经济学,如果我们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因素,应该叫结构经济学。
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因为第一波的发展思潮叫结构主义,要区分于结构主义才叫新结构经济学。这样的命名方式也有先例,上世纪60年代,诺斯在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的时候,本来应该叫制度经济学,但是因为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别于制度学派所以叫新制度经济学。所以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新”最主要是要跟结构主义相区隔。
那么,什么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和结构变迁?新结构经济学分析的切入点是,每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都有给定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这些要素禀赋每个经济体都有,有的比较多,有的比较少。
发展中国家普遍是劳动力比较多,资本相对少,或自然资源比较多,资本相对少,发达国家则是正好相反,资本比较多,劳动力相对少,自然资源相对少。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而要素禀赋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并且随着时间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
为什么禀赋结构这么重要?其实每个国家在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时点上的总预算,而它的各种要素有相对稀缺性,这个相对稀缺性,就会决定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
其实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讲的不是总预算的效应就是相对价格的效应,而要素禀赋和禀赋结构同时决定这个国家的总预算和它的相对价格,也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在一个时点上在哪个产业的生产成本最低,也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时点上的比较优势。
如果你所有的产业都符合你的比较优势的话,生产的要素成本会最低,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会最有竞争力,这样的产业结构也就是最优产业结构。
遵循比较优势是快速发展的处方
当然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产业就必须不断地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更密集的产业去升级,技术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种产业技术升级的前提是什么?更根本的要素禀赋结构必须不断升级,也就是每个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源要越来越多,这样的话,自然你的比较优势就变成资本更密集的产业。
当然,在市场上竞争的时候不光是生产成本,还包括交易成本。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必须相应地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来降低交易成本。这样在简单地以要素禀赋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性的时候,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一个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就代表这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节奏太慢了,不能赶上发达国家,那它的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就不能缩小,所以所谓收入陷阱,不管是低收入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它的含义都是技术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太慢。
所以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要成功,并不是像增长委员会所讲的是没有处方的。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是内生决定于它的技术产业水平,技术产业水平又是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
如果一开始你的收入水平低,人均资源少,在这种状况下,你就要快速提高你的资本拥有量,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每一时点上按照这个时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选择技术。这样的话你的生产成本才最低,才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占领最大的市场,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而资本就是剩余积累来的。
而且如果你是按照比较优势来投资的话,投资的回报率会最高,在这种状况之下,不仅你的剩余会最多,而且你储蓄的积极性会最高,资本积累也会最快。所以成功是有处方的,那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缺一不可
但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一个经济学家才听得懂的理论,对于企业家来讲,他关心的不是要素的比较优势,他关心的是怎么样让利润最大化,所以要让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能够自发地按照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必须有一个制度安排。就是让各种要素的价格信号,能够非常准确灵敏地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能够产生这种信号的机制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所以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一个制度前提就是有一个有效的竞争市场。
那么市场非常重要,政府有没有什么作用?
我们谈的是经济发展,不是经济的静态资源配置,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技术要不断创新,产业要不断升级,各种软硬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而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必须有第一个先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企业家,他肯定要冒很大的风险。
如果第一个吃螃蟹的失败了,他要负责失败的成本,然后跟后来者讲说,这个方向不对,我们不要去。他也可能成功,但是成功以后,后来者会马上跟随,市场竞争就来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不会有垄断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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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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