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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方兴东:互联网的上半场在美国,下半场在中国
关键字: 互联网网络安全中美网络安全博弈大国关系互联网治理网络审查网络安全战略互联网规则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下半场的规则制定,塑造一个更加普世、普惠的互联网世界,有利于互联网在全球的渗透,不能说美国已经达到80%-90%的普及率,整个互联网革命就结束了,应该是全球各个国家,包括很多欠发达国家的人都能上网,都能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革命才算完成。这些国家进入网络时代,不是用美国的一套价值观,而是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发展互联网。所以我觉得,从上半场到下半场的这个转换过程中,原来的那套规则已经不适用,但是新的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既要认可美国的那套规则,同时也要让美国认识到将来它对这种趋势和变化也是无能无力的。
观察者网:但对于美国来说,它是上半场的规则制定者,很可能放不下身段,也很难认同和接受下半场不是由它制定的规则。
方兴东:改变规则,不是说下半场一定要颠覆上半场,而是上半场的很多东西已经不适合下半场了,那么该调整的调整,该改变的改变。对于美国来说,它独占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与核心资源,在下半场里,它最大的痛苦就是把很多权力分出来,从它的角度来看,这和割肉一样,但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对于中国来讲,也不是简单地把中国的理念强加于互联网,把中国的利益最大化,还是要顺应时代的趋势。我们必须得承认,在上半场美国虽然滥用了很多权力,但它也为互联网的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下半场是中国怎么样为整个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做贡献的时候。终究,一个国家在网络空间的领导能力,是和你为全球网络空间做出的贡献是成正比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战略上要有更高的起点,这一点就像亚投行一样,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国家自己的利益,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为了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利益。互联网上半场基本上的全球中产阶层的互联网全球化,而互联网下半场基本上是全球更草根、更底层的“贫下中农”阶层的全球化。中国的使命和事业可能比上半场更有意义。
互联网在美国已经存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了,有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而互联网到中国是突如其来的、外来输入式的,实际上20年来,我们是边干边学,一边反思一边改进。我们要有自信有底气,同时也要承认自己某些地方做得不对。
比如最近被叫停的银监会317号文件,也就是去年4月由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推进指南(2014—2015年度)》,目的在于建立银行业安全审查制度,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把外企排挤出去,也不是简单的国产化,而是既要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最好的产品为我所用,但也要遵守我的制度,保障我的安全。2012年我们就提出了源代码托管,但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当时把它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叫全托,比如军事等敏感领域,如果外国的产品要进入中国,必须把源代码交给我们;第二种叫半托,比如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行业,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机构来托管源代码;第三种叫自托,主要针对一些不是特别敏感却又很重要的行业,外国企业要进入中国,就需要自己同时建立一个实验室,源代码和产品编译都在这个实验室完成,其中有些岗位由中国政府派人执行,我并不是把你的源代码拿走,更不是窃取你的源代码,而是保证整个流程的安全,企业无非是增加一些投资,但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赚回来,同时也不用担心知识产权问题。这一点我完全赞同华为轮值CEO徐直军的观点,只有完全开放竞争,把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来,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外企对于中国政策的担心也是过度了。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外企排挤出去,用别的办法岂不是更好?银监会317号文件的目的并不在于排挤外企维护中国企业利益。还是双方沟通不够,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巨大的偏差。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反思我们的工作方式。
但美国政府的理解正好相反,这其中就有我们工作的问题,也说明中美两国的沟通机制存在巨大问题。美国企业如此惊恐,他们是被自己想象的东西给吓住了,动用了这么多舆论造势,连奥巴马也跳出来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么重大的事情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策略,起码和外企保持良好的沟通,知道他们的诉求。当法律推行的时候,起码这些欧美领军企业都已经认可了,不能说我们的法律还没有实行就已经搞得大家非常紧张,这都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认真反思我们的工作方式。
2015年上海论坛,方兴东主讲“全球互联网治理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之间应建立多层次的沟通机制
观察者网:说到中美沟通机制,去年4月,美国司法部起诉5名中国军人,指控他们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随后,中国发起反击,中止了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那么,在网络安全冲突下,中美如何保持沟通机制的畅通?
方兴东:中美之间最急需的是更多的对话与合作,而不是争吵和指责。我们正在做网络空间中美合作指数,这种吵架和冲突都是要扣分的。
中美之间有很多利益冲突,需要长时间博弈。首先需要建立沟通机制,而且这个沟通一定是立体的,智库和智库对接,企业跟企业对接,政府跟政府对接,民间与民间对接,还包括智库、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交叉对接。现在我们的整个沟通机制管道太窄了,而且太单一,主要是政府。而且政府层面的沟通也存在极大问题。我们相关政府部门,有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等等,是九龙治水;美国也有国务院、国会、国防部、商务部等,其实也是九龙治水。很多时候,双方都搞不清到底是谁做主。所以我觉得中美在网络安全上的沟通,最大的分歧在于“模式问题”,是政府主导模式还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其实,中美两国政府都不应该到处一马当先。美国从政府到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网民,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有多个主导力,而且利益高度一致,这样政府就能够超脱出来,很多事情不必亲自做,只要在幕后操作就可以了。相比之下,中国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其他力量比较弱,所以整体治理能力较弱,这样很多问题最后都积压到政府这里了,形成了负循环,影响了网络空间的整体治理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不是说要政府不作为,而是要把我们欠缺的能力补上去,构建一个多层次、网络状的沟通机制。
美国一直否认网络主权,否认政府的主导作用,实际上除了政府主导,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承担网络安全的问题。所以美国的很多理念和主张也是偷换了概念,它不提政府主导,而是强调多利益相关方。实际上政府主导也好,多利益相关方也好,这两种方式并不矛盾。两者模式的理念来自企业治理,一个是股东(Shareholder)主导模式,一个是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主导模式。其实两者模式不是一个层面,更不是对立和冲突的。比如一个企业像阿里上市那么成功,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都会受益,杭州市政府、上下游网商也好,大家都愿意积极参与和分享。但是如果一旦公司出了问题,工资发不出来,那时候谁来帮忙?政府也不可能来发工资的,最终还是要股东来解决。这个道理在网络治理和网络安全里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划一条线,在这条线之下的网络犯罪、网络安全问题,只有政府具有这种惩戒能力,由政府来主导对付负能量的东西。在这个线之上建立激励机制,弘扬正能量,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两种方式不是“或”的关系,而是“与”的关系。两者模式应该齐头并进,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一起发力,网络空间秩序才能建立,才能良好维护。
因为中美在网络安全治理上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于,大家的能力都有限,都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问题,更不足以应对未来更复杂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不能携手,达成不了共识,整个网络空间就没有秩序。中美两国承担的使命要远远超过两国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自身利益,也不仅仅是把少数和美国对抗的国家团结起来,实际上新兴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很多利益都和中国更相近,更一致。比如欧洲和中国的处境就非常相似,欧洲的经济规模很大,但网络产业也逐渐走下坡路,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也受制于美国,它也希望美国能够改变规则。放眼全球,在打破美国网络空间一家独大的霸权过程中,我们要形成的局面是两百多个国家对一个国家,而不是三五个铁杆兄弟对美国。我们应该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美国这个孤家寡人进行博弈,才会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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