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最火热的政治书籍《这座城》（This Town）让华盛顿特区的人士又尴尬又高兴。该书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美国的统治精英，高层互相勾结、口蜜腹剑，媒体则极尽煽动之能事。各种“猛料”背后反映了政治腐败与无能。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华府为美国服务效果如此之差，这本书可以告诉你，华府为美国最重要的公民伺候得服服帖帖——政治游说者。美国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党，也不是某个机关，而是一帮专门守着联邦政府钱袋子的职业操作者。结果是，华盛顿特区已成为全美国最富有的城市，过去五年间蒸蒸日上，虽然美国经历了7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可能在过苦日子，但K街可没有（许多游说公司的办公室都在华盛顿特区的这条街上——译注）。

作者马克•莱博维奇（Mark Leibovich）说在这座城市，金钱已经超越权力，成为“终极货币”。如今的游说者们握有参议员和政府员工人人向往的金钥匙：公务员卸任后的就职去处。他援引《大西洋月刊》的报道称，1974年，只有3%的国会议员卸任后加入游说公司；而现在，众议员卸任后担任游说者的比例是42%，参议员的比例更高，达到50%。

结果是糟糕的立法。随便看看现在的法案内容吧：文件千奇百怪，塞满成千上万条妥协条款。1913年创建美联储的法案只有31页。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银行监管法——译注）共37页。2010年新通过的银行法《多德-弗兰克法案》共849页，外加数千页的补充条款。《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改的成果——译注）超过2000页。法案内容如此庞杂，因为存在各种条件、例外和豁免权，而掌控这些内容的人恰恰是被监管对象——学术界称之为“监管操纵”。

1950年代中期，华盛顿特区共有5千名正规游说者。今天，共有1.2万名——并且，根据不同的说法，还有很多、很多人没有被包括进来，因为成千上万的游说者自称为“顾问”或“战略咨询家”。他们的开销——近年高达35亿美元——听起来很多，但与联邦政府3.5万亿美元的预算比起来，仍是九牛一毛。

莱博维奇对华府的错误认识在于，他以为只有今天的华盛顿人特别贪婪或腐败。我怀疑前几代人也是大同小异。但体制已经发生了变化，腐败的动机愈发诱人。

我们只谈一点：金钱的作用在过去四十年间急剧膨胀。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指出，国会议员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来筹钱。他们在国会每次投票都非常注重金主们的利益。莱西格引用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捐款者可以得到丰厚回报，其“投资”回报率甚至会让风险投资家都感到惊讶。任何一家有理智的公司都会做点儿这种投资。

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2010年英国大选耗资8600万美元。2012年美国大选将近这个数字的75倍，高达63亿美元。

将金钱剔除出政治，这是一个巨大挑战。也许，现实一点儿的办法是限制国会的出卖范围。换言之，改革税法，废除形形色色的特殊豁免权、优惠贷款和减税措施——这些东西是制度化、法律化的腐败。

莱博维奇的著作最令人沮丧的结论是，权钱交易已经彻底地程序化。1990年，耶鲁大学杰出的罗马史学家拉姆西•麦木林（Ramsay MacMullen）出版了一本书，讨论该学术领域最重要的论题之一：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在公元五世纪崩溃了？他解释说，最根本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后期制度化的政治腐败。作恶成了惯例，违法成了时髦。数十年后，历史学家回顾美国失道的轨迹，也许可以把《这座城》当作案头书。

（本文原载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3年8月1日；朱新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