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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国:《老炮儿》们,别当炮灰!
——兼论《老炮儿》比《私人订制》差在哪儿?
关键字: 老炮儿老炮儿影评老炮儿最新影评老炮儿反腐私人订制反腐城管地产商主流舆论官民对立官民矛盾冯小刚主演(管虎执导)的电影《老炮儿》好评如潮,不光因为塑造了一个银幕上久违的阳刚高大的父亲形象,还因为其鲜明的“反腐”态度。此片并非冯小刚第一次涉足“反腐题材”。两年前,2013年岁末,冯小刚导演、王朔编剧的《私人订制》,就曾认真探讨过反腐问题,尽管是以喜剧的形式。奇怪的是,同样涉及反腐,媒体对两部电影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褒《炮》贬《订》。
这咋会事儿?
众所周知,近十年来,中国的主流舆论或媒体在解读中国现实时,总是片面地突出或强调“官民矛盾”(我并非否认官民矛盾,而是说舆论的解读存在很大问题)。坦率地说,《老炮儿》的反腐叙述,并没有太多独特之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主流舆论的附和。
同样众所周知,近年来主流舆论在“制造”“官民矛盾”时,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渲染城管之恶。不是说城管不存在问题,而是说城管被媒体持续妖魔化了。夏俊峰案即为典型。一个在省会城市主要路口违章占道经营多年的准地痞,持刀袭杀两名城管,竟然被中国媒体包装成了反抗强权的义士,而合理执法但却惨遭杀害的城管,则被描绘成了如狼似虎仗势欺民的官府恶吏。
《老炮儿》一开始,为了让冯小刚饰演的主人公“六爷”这个“小老百姓”占据道德制高点,也照搬了早已被其他媒体嚼烂了的城管故事模式:六爷路见不平一声吼,伸张正义,教训了打小贩耳光的城管队长。尽管影片还算节制,没有肆意夸大城管的恶,但是我仍旧不得不指出:在当下北京,这种城管轻率地暴力执法的场景,虽然不能说没有,但是越来越不具有普遍性了。
城管中了第一“炮”
我最近亲眼看到一次城管执法,跟影片的讲述有很大差异。2015年5月21日11时,我在海淀区西二旗碰到城管执法,执法者中除了数名城管工作人员,还配备了十余名身穿防刺背心的特勤、以及数名摄像人员,总共得二十多人的队伍。而执法对象呢,仅仅一人,一名因长期乱占人行道而被附近居民向城管举报的废品商贩。我上前问为何如此兴师动众不计成本,城管解释说:
“没办法,现在工作阻力太大,舆论环境不好,没有特勤压阵根本就不敢出来执法,怕暴力抗法,怕挨打,怕被捅刀子,有同行就是这样丢了命的。您也看到了,接举报后,我们来了这么多人,晓之以理,晓之以法,可对方仍旧不服气,对我们骂骂咧咧,要是来人少了,还止不住发生什么情况呢。”
前几年因“开胸验肺”而知名的张海超——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后来与一些“公知”走在了一起,他在微博上,成天跟城管过不去。我就纳闷了:难道让他害上尘肺病的不是矿主而是城管吗?
现在的舆论,一方面对城管等大张挞伐,一方面则升级为对黑恶势力的美化。2014年上映的电影《亲爱的》里面,城管、计生部门公务员、警察,一个个都跟土匪一般,而作为人贩子的老婆兼同谋“赵薇”,却硬是被影片反逻辑地说成是无辜者,一位伟大的母亲。
事实很复杂,可是在舆论眼里,城管似乎自身就是“原罪”。在影片中重述这一模式,并不能给《老炮儿》添彩。
如同城管问题,反腐问题也很复杂。而如同对城管的解读过于片面化一样,《老炮儿》对反腐的理解也不能被认为是深刻的。对反腐,我是坚决支持的,不过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当下的反腐舆论中,存在很多矛盾、混乱、耐人寻味的现象。
比如,中国地产商群体里面,盛产“公知”,他们平日里爱做反腐斗士、民间人士状,不停地高喊宪政人权普世价值,并因此而得到了媒体的热捧。可是,就这些公知型地产商,他们有的毫不在乎地公开炫耀自己任国企领导时把赚钱的生意都让给自己的私企老板哥们儿、并以此作为自己特仗义的证据;有的在回忆中坦言自己当年的“狂喜”:所在国企改制时,原想能得到10%的股份就满足了,可领导非得一下子就划给了他40%。“反腐”从这些人嘴里喊出来,总让人感到别扭(有个反差值得注意,在当代中国,那些来历不明、没啥技术含量的地产、金融富豪们,最爱唱反腐宪政之类的高调,而那些不偷不抢、凭自己本事成长起来进而在全球竞争中站住脚的中国企业,如华为、三一等,却低头干事闷声发财,少见他们指点江山)。
有位记者,反腐调门唱得比谁都高。前些日子,他自己触犯了刑法,被逮捕,可是不足一年后,他竟然又被释放了,没有被起诉,没有遭到任何追究。被释放后,这位记者依旧高举反腐大旗,好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跟特权、腐败无关似的。
再如不少受媒体追捧的“学界人物”,平日里“官民矛盾”、“反腐”不离口,可是,等到反腐要全面展开了,他们却又设定起条条框框来了。有发明什么定律的大史学家,有来自南洋的什么大学者,有某老泰斗培养的什么青年经济学家,近年来都公开撰文鼓吹反腐不能一刀切,应该进行“选择性反腐”,即否定现体制者的“腐败”就不要反了,只反那些不否定现体制者的腐:
“反腐败跟改革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在现阶段,‘有贪必反’不是最优策略,应该实行以促进改革为目的的‘选择性反腐’。‘选择性’的标准是:对积极推动改革的官员应该降低反腐力度,对阻挠改革的官员应该加大反腐力度。中央应该就此释放明确信号”。
上述学者们还将选择性反腐标准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了:
“反腐败只应该、只需要针对那些阻碍国企私有化的国企‘寡头’”。
这些观点并非是什么“理论创造”,只是现实的回声罢了。像媒体一面鼓吹反腐败,一面却对窃夺国资的腐败份子罪犯褚时健大肆美化,这不是“选择性反腐”是什么?
早在1998年,陈燕谷先生就说中国某类人其实是“有选择的义愤填膺”,果不其然。
通常,人们都认为既得利益者在阻碍变革,其实不然。既得利益者里面有这么一群,他们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得陇望蜀,总抱怨没捞够,想再抢一轮,把中国几十年高速发展的成果都装进自己口袋里,而体制尚不能完全顺着他们,于是乎就做反体制状,近则逼体制就范,远则抛开体制束缚为所欲为。既得利益者要求变革,贪腐者鼓吹反腐,就是这个逻辑。
《老炮儿》里面那位在京城自家古宅大院里养了只鸵鸟的“本主儿”地产商(?),是腐败的象征性人物,他虽只露了个侧影,讲了没两句话,但是内容却很重要。导演若再给该地产商人加点儿戏份,让他“宪政”、“反腐”、“启蒙”之类的不离口,或再给他配一个鼓吹“选择性反腐”的学界大腕做搭档,那他的形象就会更为丰满了。
文艺作品本来应该是高于现实的,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文艺作品还不如现实本身丰富多彩。像有位高考作文几乎交白卷的“天才少女作家”,她一面走后门被清华降分录取,一面又抨击那些凭自己本事考进北大清华的学子们是“既得利益者”,这样的故事,有哪位当代作家能想象或创作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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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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